我的意思并非赞同这样的判断：逻辑实证主义是一种运动，它不仅产生错误，而且孕育了真知灼见，完全值得后来所给与的关注。不过，在美国实用主义者的著作里，在约瑟亚·罗伊斯这样的唯理主义者的著作里，在新实在主义者和批评现实主义者的著作里，既存在错误，也有实实在在的真知灼见。
与这一虚构的历史相对照，让我引述一下本人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经验。从1944到1948年期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我没听说有哪一门课（除了由研究生西德尼·摩根伯瑟讲授的一门课外），对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著作给予过多的重视。系里有一个不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威斯特·丘奇曼），但此外没有任何人和某种哲学"运动"有关。从1948到1949年期间，在哈佛大学，我也想不起来有哪一门课解释过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著作，不过，我估计，奎因和怀海特讨论过这些人的理论。自1949至1951年期间，在加州大学，莱辛巴赫是唯一一位既代表逻辑实证主义（尽管他本人拒绝这一称号），又讨论过逻辑实证主义的教授。哈佛有一位不算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即刘易斯，加州大学有一位杜威主义者，即多纳尔德·丕亚特。美国哲学，不仅在40年代，而且在50年代，就已经彻头彻尾的非意识形态化了。如果在个别系里有什么"运动"的话，那么也仅仅是由一两个人物所代表的。目前的情况是，美国哲学界盛行着一种运动；这一运动引以为豪的是，它不仅与前此的运动不同，而且与之视为相反的趋势（"大陆哲学"）有别。这种状况与我刚进入哲学界时的情况迥然不同。
1953--1960
对一门领域作跨度50年的概述，必须根据个人的视角。我打算继续利用自己的经验来描述这一连串转变。我1953年来到普林斯顿的时候，系里只有三个正教授。莱杰·伍德是系主任。几年内，它把格里高里·乌拉斯托斯和亨佩尔调进系里。他为把这个系从死气沉沉的状态壮扭转过来而采取的最初举措，是雇了四个年轻人、我，还有从哈佛大学刚刚毕业的三个研究生。
尽管五年前我在哈佛做过一年的研究，但对这三位哈佛人所来自的背景我一无所知。短短几年，哈佛大学的一群研究生，就已经把握了哲学的一般方向。这种变化似乎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默顿·怀海特的影响。怀海特在他开设的课程里除了指定阅读奥斯汀和斯特劳森的著作外，还奉劝一些研究生去牛津做上一年的研究。结果就是，牛津哲学来到了哈佛，这些年轻教师也得以与所谓"日常语言哲学"联姻。正如他们在研读特别是奥斯汀的著作时所理解的那样，这派哲学的主要观点认为，一旦哲学家，包括自称为"科学哲学家"的那些哲学家，如果允许自己误用日常语言，而且尤其是，把事实上解释不清的"专门术语"引入哲学的论题，那么灾难就会发生。哲学方法的问题跃居显著位置，成为我们主要的探讨话题。
首先，我的反应是藐视"日常语言哲学"，并为我所称作的"合理重构"申辩，也就是认为，哲学中的合适方法，在于建构形式语言。尤其在卡尔纳普的影响下，我坚持认为，对哲学来讲日常语言里饶有趣味的术语，显得太不严谨，哲学的任务就在于"解释"这些用语，进而寻找形式上的替换手段。不过，这一观点我很快就放弃了，原因在于（坦率讲），我发现自己压根举不出两三个以上"合理重构"的成功例子。那时候，我几乎还能想起一段记忆犹深的话："如果卡尔纳普是对的，那么哲学本身的任务就是做所谓’解释’的工作。但是，有什么理由认为，’解释’是可能的呢？再说，即使我们能提出成功的解释，除了卡尔纳，有谁认为，科学家们实际上会接受这些解释，或者接受这种人工语言以解决观点的分歧，如此等等呢？"
此外，我摒弃了这样的观点，也即认为人们必须在"合理重构"与"日常语言哲学"之间进行选择。我感到，尽管人们无论从阅读莱辛巴赫和卡尔纳的著作，还是从阅读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著作上，都可以学到不少东西，但是以他们的名义宣扬的整个哲学方法论，都是不切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