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观察到自然界中，植物是给动物吃的，免子是给猛兽吃的，庄稼和家畜是给人吃的。当代科学之为自然界的生态循环的这种现像，亚里士多德感到神秘，认为每一件事物是造物主为了某种预定的目的而安排下来的，这就是哲学上的目的论。目的论预定了上帝，这当然也是无疑的。
目的论不仅预定上帝，还可以推翻那个上帝，用人来代替上帝的位置，设定人负有神圣的使命，有其历史的终极目的。这比上帝之说当然进步了，进步得不可估量了。然而就其唯理论的特色而论，这不过是没有上帝的基督教而已。这样说，我认为是十分公平的。
所以，明末东来的传教士，带来的除圣经而外，还带来了逻辑学、几何学和历法。徐光启皈依基督教，不知道是皈依基督教呢，皈依希腊思想呢，还是皈依希腊思想的基督教?
本世纪，在产生出绝大多数博士头衔，而且这些博士又囊括了下一代哲学教师的那些大学系科里，有一种哲学居主导地位，那就是"分析哲学"。一个正规的研究生也许会把过去50年的历史描述成：直至30年代某一时期，美国的哲学既没有形式，也没有空间。其后，逻辑实证主义者登上历史舞台，大约50年前，大多数美国哲学家都成了实证主义者。这一发展有这样的优点，也即为哲学学科引入了"高度严格的标准"。哲学变得"明确"，而且人人都要学点现代逻辑。不过，这也带来了其他一些后果。逻辑实证主义者[1]的（所谓）中心论点都是假的--按照通常的观点，逻辑实证主义者坚持认为，所有有意义的陈述，（1）要么是关于感知材料的可确证陈述；（2）要么属于"分析性"陈述，诸如逻辑和数学上的陈述。他们相信，综合性论断（也即，他们视为和有关感知材料的论断相等同的经验性论断[2]），与分析性陈述之间泾渭分明。他们并不懂得，有些概念是充满理论特色的[3]；他们也不明白，存在着像科学革命之类的东西[4]。他们认为，科学哲学可以用完全非历史的方式加以处理。40年代末，W.奎因指出，一些本体论问题，诸如数是否确实存在，是有意义的[5]；这和逻辑实证主义者的主张相反。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所有形而上学的问题都是无意义的。这样做，有助于实在主义形而上学在美国的复活，尽管奎因本人（不无遗憾）保留有一些实证主义偏见。此后不久，他就认为，分析和综合的区别是站不住脚的[6]。后来，奎因又指出，认识论有可能成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7]。我也通过对"观察项"和"理论项"[8]的实证主义二分法站不住脚的证明，为摧毁逻辑实证主义助了一臂之力。这就为充满活力的形而上学实在主义铺平了道路，而对此我（很遗憾地）早在70年代中期就已放弃了。
尽管这里不无真理的成分，但这种情况招致扭曲的方式，在于对逻辑实证主义所相信问题的说明。运动是多种多样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并不认为，哲学可以撇开科学成果来加以研究[9]。鲁道夫·卡尔纳普盛赞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它提供了科学史对哲学不可或缺的范例），并因鼎力促成该书的出版而广为人知[10]。这些问题在该文献里也有提及，尽管"口头传统"表现得不同。但在这方面，存在着更加巧妙的篡改，也即，断言40或50年前，逻辑实证主义盛行一时。诚然，如果人们仅仅是对分析哲学的内部发展感兴趣，那么逻辑实证主义的教授为数不多这一事实，就不显得重要了。原因在于，当今许多分析哲学家的观点，就来自于对这几个为数不多者的观点的批评。不过，如果我们不满足于美国哲学的这一部分虚构的历史，那么至关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在逻辑实证主义据说盛行一时的时期，逻辑实证主义者为数极少，而且大多不被人重视。可以提到鲁道夫·卡尔纳普（他在芝加哥大学执教10年，连一个博士也没有指导出来），明尼苏达大学的赫尔伯特·费格尔，加州大学的汉斯·莱辛巴赫，大概还有其他几个人。不过，这些人很孤立--卡尔纳普在芝加哥没有知识盟友；莱辛巴赫在加州大学也没有学术盟友。只有在明尼苏达，费格尔在那里创建了明尼苏达科学哲学中心，聚集了几个关键人物。甚至奎因，直至1948年默顿·怀海特[11]到系里来以前，在哈佛大学的系科里，也没有长期的盟友。在40年代，这些哲学家并不被特别看重。在40年代末，大多数哲学家所经历的，当今只有极少数分析哲学家能够认识到。他们也许会讲述实用主义的兴衰；他们也许会谈论新实在主义者；他们也许会谈及批评现实主义（由伍德·萨勒斯所倡导，其子威弗里德·萨勒斯成为美国最知名的分析哲学家之一）；他们也许会谈论绝对唯理主义。这一主义尽管正在衰落，但仍有一些著名的代表人物。不过，他们并不看重实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