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史官文化”所能做到的吗? “史官文化”固然杜绝了宗教发展的道路，可是它也同时杜绝了无关於“礼法”的一切学问的发展的道路。倡导史官文化的人，只看到宗教是迷信，他们不知道基督教的上帝是哲学化了上帝，是真的化身。不知道正因为中国史官文化占统治，所以中国没有数学，没有逻辑学。
4、柏拉图的“灵魂不灭”━━“善恶果报”要求有一个上帝。
正如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即《天演论》)中所指出的，人类一个迷惑不解的问题是祸福无常，是善人得不到好的果报，恶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善恶果报的问题，打动了愚夫愚妇的心灵，也打动了哲学家的心灵。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就倡导一种恶人下地狱、善人上天堂的想像。恐怕这不是他的创造发明，不过是当代普通人对此想法的集中表现而已。
基督教要有一个赏善罚恶的上帝，很可能直接受了希腊思想的启示；但是，在这方面，其他来源(通俗的来源)比在真的问题上要多得多。
不过基督教的上帝赏善罚恶，他的处理轮回果报，就其劝导尘世的人要走什麽方向而论，和佛教、婆罗门教都是不一样的。佛教相信一切有生之伦都免不了轮回的命运，人的修炼的目的，是要超脱这种必然的命运，所谓“超脱三界外”，办法是：“从根本上下手，并且通过稳步培养同”食欲和情欲〔相对立的心理习性，通过博爱，通过以德报怨，通过谦恭，通过戒除邪念 来克服”食欲和情欲〔 ”这种结局就是涅盘〔”(《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版，第48页)。做到这一条，人就变成了自己的主人，甚至也成了宇宙的主人，不受任何拘束了。严复译《天演论》用美丽的文言描绘了这种伟大壮丽的情境：“恒河沙界，唯我独尊，则不知造物之有宰。超度四流，大患永灭，则长生久视之蕲，不仅大愚，且为罪业。祷颂无所用也，祭祀无所歆也。舍自性自度而外，无它术焉。无所服从，无所竞争，无所求助於道外众生。寂旷虚寥，冥然孤注。” (《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版，第107页)
基督教却并不教导人们超脱一切。它不是出世的，它要求人们叁预人世间的活动，要求人们为善。它还“允许人们犯错误”，错误了只要忏悔，就可救赎。不仅如此，它宣扬每个人生来就都带来一份原罪，主耶稣用的它的血救赎了人们的原罪。人们要信仰主耶稣的道，这是得救的唯一办法，信道的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选民解放了自己，还有责任解放全人类。
范文澜说，宗教狂会发生宗教战争，中国幸而没有宗教，所以没有宗教战争。要知道哪一次宗教战争，战士们都认为是圣战，是为上帝的道而战，是为解放被邪说蒙蔽没有皈依主的那些可怜的人而战，是解放全人类的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梁启超说得公平。1908年，李鸿章死了，慈禧、光绪也死了，梁写文评论李鸿章时说到，中国没有宗教战争，没有那种认真的狂热，什麽事都干得不像样，打仗也不像个打仗的样子，中国前途很悲观。你再回想一下30━40年代我们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於这种思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不是正好补足了梁启超所慨叹的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吗?
5、上面扯得远了一些， 总之，柏拉图所代表的希腊思想，是基督教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学术界是有定论的，并且指出过，那是通过公元初期的新柏拉图派的普罗提诺的学说“传递”过去的。
基督教形成初期，希腊思想的影响，是通过这个极端的所谓客观唯心主义者柏拉图的学说被接受的。可是希腊思想的影响并不限於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的学说比柏拉图“实证”得多，最初并不是基督教所承袭的。可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中世纪却成为当时的教士文化━━经院哲学的根据。
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有四因，其最後的一因是第一原因。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体系的第一个完整的表述者，是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这三条所谓“思想律”的第一表述者。他的逻辑学主要是演释逻辑━━三段论法。三段论法要有大前提和小前提，据说由此可以推论出前此所不知道的东西 (数学中用此法最多，实验科学根本上是凭借观察与归纳方法的) 。可是它要有前提。前提一直上溯，当时并没有推到由归纳法所道出的带有或然性的命题 (这种命题，理性主义者认为是可疑的，不足为据的，不是完全的真的。他们要求完全的真的前提，却还是推到全知全能的上帝身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