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成千上万的普通信众都认为，他们自己的宗教的精神，是与任何其它宗教的精神不同甚至对立的。所以，在一种宗教只为一个民族所信奉的情况下，那种宗教就可以用来为那个民族和民族主义作论证。
幸运的是，在获得政府认可并对全国都有影响的五个宗教，即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道教中，有四个都在国内国外为多个民族所信奉。只有五个中最小的一个，即道教，可以被称为纯中国的宗教。然而，即便在前四个宗教中，在它们的性质是中国的还是普世的，从而其取向应是民族主义的还是超民族主义的这些问题上，人们都可以看到某些歧义的思想动向。当然，这些问题的表述方式和表现形式，在一个宗教中是大大不同于另一个宗教的。26
由于这些问题牵涉到各宗教不同的历史、政治、社会、种族和文化处境，对于各宗教组织中的人士或宗教职业人员来说，要对之得到某种澄清，是太复杂、太困难、太微妙了。而且，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一般而言，宗教职业人员在其自身的行政事务上是如此忙碌，在人数、资金、训练、出版、权力、公关、学术等等方面是如此软弱，27我们就更能理解，为什么在上述问题上，他们公开发表的东西，多半是从别人那里听来或者至少是缺乏新意的东西。既然官员所说的东西应该与政治需要保持一致，那么，要取得某种平衡，更不必说要就这些问题得到某种澄清，就必得依靠学者们发挥作用了。于是，正如学者的民族主义，对于民众的民族主义之火来说，可以成为一台风扇；学者的超民族主义，对于民众的超民族主义之车来说，也可以成为一台引擎。
尽管有不少宗教学者维护并重复着一些有利于民族主义取向的结论，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识到了不同宗教之间的共同之处，其中一些人还意识到了各宗教的某种普世精神。而这是与他们的职业有关的：他们多半从事着科学的宗教学或比较宗教学的研究，而如果世界诸宗教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则科学的宗教学或比较宗教学将不可能成立。进一步说，即使那些只为一个民族所信奉的宗教，也会在它们的神话中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神创造的第一个人乃是人类的祖先，而不仅仅是那一个民族的祖先。另外，即使一个人不能认识到种种体制后面的宗教精神必然只是单一的至高者，他或她也会同意麦奎利（John Macquarrie）的这一主张：在伦理教导方面，世界各大宗教是最为接近的；28或者同意孔汉思（Hans Kung）的这一见解：各大传统宗教已经为一种最低限度的伦理提供了共同的基础，即所谓「全球伦理」。29
因此，在我看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走向这一结论：在各民族之间引起冲突的那些东西，是与宗教精神或各宗教的核心教义相矛盾的。毫无疑问，民族主义乃是那些东西中的一个。换言之，超民族主义乃是普世宗教精神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结论。随着宗教精神的传扬，我们可以在中国看到超民族主义成长的希望。
从近年来中国举行的越来越多的宗教学术讨论会或研讨会来判断，这个希望似乎不再全是空中楼阁了。也许，它已看似一座正在建造的楼阁。无论如何，这一次我的确希望，「事将如其似」！
最后，我还想引用朗费罗同一首诗中的另外一句：
「要学会劳动，要学会等待！」
注释
1 20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对各种反美力量的支持，七十年代对各种反苏事件的支持，其原因十分类似于18世纪七十年代法国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支持。毛泽东认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任何反美事件，都是「帝国主义后院」的大火；周恩来把越南称为反帝的前线，把阿尔巴尼亚称为「反修的前线」。可参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8，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
2 一些作者和编者一直在唤起某种怀旧情绪和骄傲态度，这可以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羡林广为流传的一句评论为代表：「20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此话引起了不少反应。可参见九十年代初几份颇有影响的杂志，例如1994年各期的《东方》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