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对于新疆的某些民族集团来说，伊斯兰教育可能成为其反对汉族民族主义而为自身的民族主义辩护的理由，同时又有可能鼓励其与新月形地区各民族相关联的那种超民族主义。在分离主义的活动中，伊斯兰教已经以这么一种双重方式受到了利用。其次，对于汉族来说，伊斯兰教如果与某些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相联系，则有可能刺激其自身的民族主义或曰大汉族主义。另一方面，回族的伊斯兰教，大城市中汉人的邻人们信奉的伊斯兰教，尽管不很明显，却又可以培养汉族人对别族人的超民族主义态度。事实上，关于伊斯兰教的社会功能，人们会发现，在西北地区人们的见解与中国其它地区人们的见解之间，有某种微妙的差别。13
最后，中国之外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有关的一些冲突和恐怖事件，也会带来某种双重性质或令人困惑的感受。这是由于政府在偶尔发布的官方声明中对恐怖主义的谴责，以及很多媒体对恐怖主义事件报道时的态度。然而，所有这些，再加上一些学者对伊斯兰教友好的解释，确实有助于在普通民众中促成某种超民族主义的意识。14
4、儒教和道教
作为一种国家宗教的儒教，已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退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15然而，作为一种在几千年中受到政府支持的根基深厚又传播广泛的宗教，它对于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生活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16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工作的很多大陆学者，在农村倡导恢复祭祖仪式和其它家族活动的一些家族族长，以及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一些香港、台湾和美国大学里的教授，17都为恢复这种影响做了很多工作。
至于道教，它作为一种体制宗，迄未从一百年前的衰落中完全恢复过来，尽管它被批准为中国五大合法宗教之一。然而，作为很多民间宗教中的一个有力因素，作为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的一种宗教哲学，道教对于中国人来说，依然是一种精神力量，
影响不在儒教之下。18
一方面，当这两种宗教的中国本土根源及其地道中国特征受到强调时，19它们可能会有助于加强国人的民族主义。然而，另一方面，这两种宗教中至少有三项因素，可以成为国人中某种超民族主义的潜在种子。
第一个因素是儒家的「天下一家」的观念。从公元前5世纪最著名的孔门弟子颜渊关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20的说法，到19与20世纪之交最有影响的儒教思想家康有为关于「大同」的理想，人们可以发现，有大量的论证可以支持这种有时被称为「天下主义」的理念。21
第二个因素是道家对于家长、统治者、民族国家及其习俗体制的蔑视或轻视。被视为道教始祖的第一位道家哲学老子，把民族或国家的习俗体制等等斥为背离大道的结果。22被尊为道教真人的最有才华的道家作家庄子，则雄辩地论证了世间万物的平等和齐一，这世间万物当然也包括各个国家或各种民族。23
最后一个，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许多当代儒家和道家人士的这样一种信念和论证：儒教和道教的教义及其哲学的实践，具有某种普遍价值。24这些人士的著作之传布，已经开始对一般民众产生了某种值得注意的影响。因此之故，举例来说，当普通的中国人发现韩国的国旗有着与道教标志类似的图案，或发现有些西方的哲学家25和物理学家赞扬儒家智能或道家思想，甚至发现功夫或气功在西方流行时候，他们就会产生某种自豪的感觉。然而与此同时，当他们发现一些别的民族（如韩国人和日本人）对于自己久已失落的中国传统事物保存得如此之多如此之好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会有某种钦佩，甚至是羞愧的感觉。因此，他们就可能更多地去注意儒教道教的普遍因素，而不仅仅是其独特因素。
所有这一切，也许还有一些别的因素，会有助于在中国人之中培养某种跨种族的或超民族主义的意识。 三、宗教学者的作用
宗教精神可以有助于培养超民族主义，这需要一个条件，即，超民族主义被理解为宗教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这样理解的前提又在于，宗教精神被正确地理解为某种普遍的或超越民族主义分野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