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以湖北省A市B镇为个案，通过历时三年跟踪调查该地区的村民自治的状况及乡村关系的变化，认为：⑴在该地区村民委员会与镇政府的关系正从附属型向合作型转变；⑵要想建立稳定的合作型的乡村关系，必须要在（乡）一级建立相配套的新的财政体制和官员考核、选任体制；⑶在乡村关系性质转变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⑷实施民主与政府财政存在着相关关系。
乡村关系的现状能反映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状况。项继权先生通过对河南南街、山东向高和甘肃方家泉村的考察，认为实际的乡村关系远远不是单纯的“指导关系”或“领导关系”所能涵盖的。“乡政”对“村治”的影响既有制度化的组织渠道，也有非制度化的人情往来；既有直接的行政命令，也有间接的指导和帮助；既有政治上、政策上的指导和支持，也有行政上的参与和协助 .笔者于1999年、2000年、2001年连续三年到湖北A市B镇调查，在先期的调查中发现，B镇的乡村关系同项继权先生的看法有相似之处。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该地区乡村关系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判断乡村关系性质最主要的标准要看村级公共权力组织的执掌者的权力来源。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在重重压力下，在B镇村民委员会与政府（本文中的政府指广义的政府，包括党委）的关系开始从附属型向合作型转变。
一基本情况
A市位于江汉平原，人口过百万，其中农业人口占多数，素来有渔米之乡之称，盛产棉花、水稻。经济文化较为发达，高考成绩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小有名气。
B镇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市居中，下属5个办事处（2001年被撤消），35个行政村，408个村民小组，总人口71884人，国土面积为16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⒎9万亩，主要产粮食和棉花。1998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亿元，其中工业产值9千万，农业产值⒈3亿，综合财政收入1800万元，农村人均收入2200元 .
二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村关系的性质
所谓压力型体制 ，指的是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为了完成经济赶超任务和各项指标，该级政治组织（以党委和政府为核心）把这些任务和指标，层层量化分解，下派给下级组织和个人，责令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然后根据完成的情况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奖惩。由于这些任务和指标中一些主要部分采取的评价方式是“一票否决”制（即一旦某项任务没达标，就视全年工作成绩为零，不得给予各种先进称号和奖励），所以各种组织实际上是在这种评价体系的压力下运行的。
就B镇政府工作而言，前几年计划生育工作压力非常大，但是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虽然也有压力，但工作难度同前几年比小得多。近几年来，上级下达的指标中最大的压力就是财政压力。2000年A市实行新的财政管理体制，新的体制是划分收支范围，核定收支基数，分税分级结算，转移支付调节，一定三年不变。新的财政体制名义是分税制，实际上仍然是包干制。不管经济发展怎么样，每年上交的数额要在原来的基础上递增8%.如果完不成上交任务，市财政就要扣减B镇的工资总额，这样乡镇工作人员就领不全工资或领不到工资。
B镇的上交基数是按1993年的上交数定的。当时镇里经济形势比较好，有2家乡镇企业每年总共能给镇财政交100多万。但是现在，这两家企业经济效益下滑，每年只能给镇财政交6、7万。但是上交的没有减，这样使得镇财政非常困难。按照体制规定，B镇的农业税242万有50%归镇财政所有，但是由于上交基数大，为了完成上交任务，就不得不把本属于自己的120万交给市财政。完成了上交任务后，镇财政缺口较大，预算内收入发工资都不够。
支出包括以下几大类：⑴工资：以1999年为例，B镇的预算内收入为617万，上交517万，自留100万。市财政给B镇定的支出基数是80万。由于乡镇机关人员严重超编，实际工资支出就是120万。⑵行政管理费：B镇一年的行政管理费种类繁多，有差旅费、通讯费、办公用品费、水电费、招待费、交通费、甚至包括逢年过节给上级机关和领导的礼金，每年远远不止100万（实际数字无法得知）。⑶基本建设，如市场建设、农村水利基本建设、道路建设与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