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脱群体。虽然城市里很少有人能够与外来人口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有一些人相对说来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多，例如离退休人员和未成年人等等，本文把这些人称为超脱群体。
在外来人口问题上，不同利益群体间有着不同的利害关系。外来人口希望城市对他们打开大门，外来人口与城市户籍者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得益群体希望多一点外来人口，他们可以增加利益。替代群体则希望少一点外来人口，特别是在就业机会的竞争时，没有外来人口。有不同的利益存在就引出利益协调问题，如果没有利益协调就可能产生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而目前我们靠什么来协调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呢，除了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从理论上讲，政府是代表人民的，但是人民是可以划分为许多利益群体的，在发生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时，政府又应该为哪个群体的利益服务呢。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也成为一个利益群体，因为地方政府肩负着发展地方经济的任务，地方政府明白廉价的外来人口提供大量劳动力是降低成本，提高本地产品竞争能力的重要因素。同时由于得利群体中有些就是政府有关部门，直接影响到政府决策。然而当替代群体中就业问题日益严重时，地方政府就陷入一种两难的局面，一方面要保护有本地户口的人就业，另一方面又要维持相对的低工资以增加本地经济的竞争能力。由于得利群体往往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因此多少对地方政府的决策存在影响。
长期以来，我们在利益分配上有两个错误的倾向，第一只讲整体利益，不谈群体的利益，更加没有研究如何协调群体利益；第二是过分期望得到一种“帕累托最优”（就是让某些人得到利益而不伤害他人的利益），而这在人口管理中是很难实现的。由于上述两种思路的误导，地方政府往往不注意寻找一种各利益群体都能接受的方案，很难在人口管理问题上取得一种突破。
2、组织的寻租行为
组织是一个学术含义非常广泛的概念，在本文中组织仅仅指的是政府机构和带有行政权力的一些部门。寻租的概念也有些不同的理解，在本文中指的是利用权力为本人或者本人所属组织谋取利益，而这种利益却伤害了社会的整体利益。通常寻租行为是对个人而言的，但是在目前有些寻租行为却是组织的行为，这点在城市人口管理上显得比较突出。
地方城市政府一方面要为增加的城市人口支付公共开支，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人口管理上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截止1993年全国共出售各种城镇户口 300多万个，收入达250亿元（韩俊， 1994）。据对东部沿海一个县级市的调查， 1991年出售开发区户口 3000个，筹集建设资金1500万元，1994年开始办理所谓的“地方城镇居民户口”，1994-1996年办理地方城镇居民户口 18000个，收取城镇增容配套费4000多万元， 1997－1998年办理地方城镇居民户口 8200个（左鹏， 2000）。
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有限，因此地方官员的短期行为是比较常见的。这种短期行为中最突出的是期望在任期内，对城市市政建设有大的外表改善，生一般说来对将来可能产生遗留的问题不太关注。因此地方政府通过出售城镇居民户口筹措市政建设的资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行为。
在前些年的房地产开发热中，许多城市积压了大批的空置商品房。为了促进商品房的销售，在一些城市中可以购房入户口，或者以“蓝印户口”的形式得到城市户口。这种情况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相关，因为房地产市场的活跃与否对地方财政有显著影响。出售户口在短期内有利，但是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比较大的就业压力。
对人口管理的收费，特别是对外来人口管理的收费，普遍缺乏透明度，相当一部分收费标准的制定缺乏合理的依据，在收取管理费时，不能排除存在组织寻租的现象。同时也不能排除存在“管理就是收费”的弊病。外来人口管理费偏高，加上办理手续的不方便，导致相当一部分外来人口并不主动办理暂时居住的手续，游离在城市的人口管理体制之外。这些游离的人口成为人口管理的死角，往往是导致社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