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林安梧先生赴大陆参加了2005年9月9日至12日在武汉大学举办的“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会后，中秋节的前一天，邓曦泽、孙劲松和梁林军拜访了林老师，并就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儒学复兴、文化复兴等问题请教了林老师。
人物介绍：林安梧：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邓曦泽：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孙劲松：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梁林军：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生。在访谈中，分别简称：林、邓、孙、梁。
括号里的话是整理者补充的。
邓：今天我们几个师兄弟拜访林老师，并就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儒学复兴、文化复兴等问题请教林老师，尤其想向林老师请教有关现代新儒学的某些问题。
林老师您的身份比较特殊。您是牟宗三先生的弟子，无论如何界定新儒家，您都是新儒家的嫡系。就您个人的性情而言，我觉得您是非常坦率的人。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非常直截了当地面对问题。
邓：首先问一个小问题，现代新儒家这个说法是从哪里开始的？
林：在我的记忆中，林镇国先生翻译过一篇文章，叫做《新儒家及中国当代意义的危机》。这篇文章翻译出来，第一次发是在《鹅湖》月刊发的，后来这篇文章也被收入罗义俊先生编的《评新儒家》里面。罗义俊是大陆最早把有关评论新儒家的文章收集成书的。《新儒家及中国当代意义的危机》是放在一本文集里的文章，编者的中文名字叫傅乐诗(Charlotte Furth)，这篇文章是张灏写的，中文译本是杨肃献与周阳山编的。这篇文章以汉语出现是在70年代末期，根据该文的界定，当代新儒学指民国以来的新的儒学，强调以宋明理学的心性论（为理论基础），通过人的心性修养，直透人的天理良知，以之作为整个民族最重要的精神文化的新象征。这样的学问有别于宋明儒家，张颢把他称为当代新儒家。他把宋明的新儒家叫做Neo－Confucianism，把当代新儒家叫做New－Confucianism。从文献上看新儒家这个称谓，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直到罗义俊编辑成书的时候应该是在1988年了。我自己最早关心这个问题是在1980、1981、1982年的时候。我最早写关于评论新儒家的文章是在1982年，文章名为《当代新儒家述评》，在台湾的《中国论坛》上发的，分两期发的。我当时说当代新儒家强调宋明心性之学，如果这条路走得太往内收了，可能导致哲学上的独我论(solipsism)或者无世界论的倾向。我这个提法引起了刘述先先生的意见，那时他还不认识我，他写了一封信给《中国论坛》，《中国论坛》把那封信转给了我。他认为心性学不会引起独我论，心性学与独我论无关。后来我写了一封长信给刘先生，阐明我所说独我论的倾向所指为何。心学作为一门学问跟它作为意识形态不同，独我论是心学作为意识形态往下走的一种倾向，并不是说心学本身是独我论。我可能还保留着那封信。那时我正在军中服预备军官役。我从大学二年级起，开始参与鹅湖，对新儒学展开独立的思考——我喜欢思考。我在《鹅湖》今年的六月号上有篇文章提到《新儒学、后新儒学、现代与后现代﹕近十年来的一个反思》，其中还溯及到了二十多年的往事。
邓：现代新儒家的边界在哪里？我们通常认为，建国以后，新儒家的支脉就移到了海外，主要在港台。那幺，这种把某个人物纳入新儒家的判教标准究竟是什幺？最近方克立说大陆也有新儒家了，把陈明、蒋庆等纳入新儒家，并把他们看作第四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我听到这个说法就很纳闷。陈明、蒋庆与我们通常说的第一、二、三代新儒家几乎没有任何师承关系，而且二人对新儒家的思路持有比较严厉的批评态度。陈明批评新儒家以及“中国哲学”“汉话胡说”，蒋庆批评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家“变相西化”。因此，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陈明、蒋庆等第四代新儒家如何与前代尤其是第三代新儒家接上了轨？我不是反对把陈明、蒋庆等归入新儒家，而是说这种判教体系应该是有标准的。判断现代新儒家的标准是什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