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害关系的角度出发，伊朗以及叙利亚的领导人应该抛弃与伊拉克几十年的恩恩怨怨，把目光投向三千年前西亚北非地区的古人们。当年老霸权国家亚述帝国在复兴的埃及帝国、新兴的新巴比伦帝国和米底帝国的联合攻击下奄奄一息，埃及统治者看出新巴比伦帝国将成为埃及帝国的劲敌，于是立即背叛同盟，转而与刚刚杀得死去活来的亚述政权的残余力量结盟，共同对付新巴比伦帝国和米底帝国。此举未能成功，亚述政权的残余力量被彻底消灭，埃及帝国与新巴比伦帝国的外交同盟也彻底破裂。但是埃及帝国的这种决策给予了新巴比伦帝国和米底帝国一个明确和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埃及帝国决不会放弃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生死攸关的利益线，决不允许新巴比伦帝国的扩张威胁埃及帝国的战略边疆地区。一旦局势危及埃及帝国的利益，埃及帝国将做出强烈的反应。必要时，将不惜诉诸战争。因此，这种在战术性的“有限”的失败远远高于那种优柔寡断，一味附和霸权国家所导致国家利益甚至国家的主权与独立彻底丧失的战略性的“无限”失败。
站在大战略的高度来分析，伊拉克虽然是西亚诸国家的地理中心，但是伊拉克四面都是敌人，离以色列太近，离中俄两大国过远。它与伊朗、叙利亚、沙特尤其是科威特都有不同程度和性质的矛盾，它面临的威胁过于集中，同时本国也对邻国都形成了威胁。伊拉克的人口太少，国土太小，地缘政治地位过于重要，是一个四战之地，尤其是内部有较大的种族与宗教矛盾易于被对手利用。因此如果伊拉克作为地缘政治轴心，那么这个轴心的作用是不稳定的。对于动态的外交斗争来说，伊朗更有资格成为西亚地区的地缘政治轴心国家。因为伊朗周边连接俄国、土耳其、高加索诸国、阿拉伯各国、巴基斯坦以及中亚各国，本身具有一定的战略纵深和人口规模。在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现在在没有过于明显的敌人，对周边国家也没有压倒性的优势，更不会像科威特一样，在强大对手的一次闪击战中一战而亡，因此它是一种地缘政治格局的稳定力量与轴心力量。
对于伊朗来说，在美国单边主义霸权的高压下，最佳国家战略就是与伊拉克以及叙利亚全面结盟，三国形成西亚地区的小协约国，合力抵抗美国的各种压力。并且以伊朗为中心构筑一条连接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联合阵线。在高加索诸国中与俄国和土耳其形成战略平衡，在中亚诸国和阿富汗的角逐中，与俄国和巴基斯坦形成战略平衡，在海湾地区，与伊拉克和海湾亲美附庸国形成平衡。伊朗由于自身的实力、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复杂历史宗教文化联系，将在这个统一战线中起着枢纽和轴心的作用。但是这样的全球性的战略任务，如果没有其他世界大国的策划与支持，光靠伊朗自身的努力是不可能全面完成的。因为伊朗只是一个地区强国，它本身不具备全球视野以及全球能力，伊朗在西亚地区或者伊斯兰世界可以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欧亚大棋局的角度来观察，它不过是一枚中等重要的旗子罢了。只有中法俄三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以及德国这个欧洲经济领袖国家才有资格成为使用这枚在西亚地区大国博弈中关键性棋子的大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