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的辩论，常常是含蓄远胜于直率，远远超出了他们1929年春天在瑞士达沃斯的私人性遭遇。同样地，它也远非意味着一场关于康德或者哲学学科的辩论。事实上，相当持久的卡西尔－海德格尔辩论的重要性，从1920年代持续到1940年代－从卡西尔3卷本的（1923，1925，1929）到他的最后一本完成了的著作《人论》（1944），从海德格尔的划时代的《存在与时间》（1927）到他的《一封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1946/1947），不仅仅是针对两种康德或哲学－一方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哲学”，另一方是Seinsfrage ，“存在问题”，对“存在形而上学”的批评－观点之间的对抗，它同时也代表着一个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之间的冲突和关于西方内涵的辩论。
列维纳斯的人道主义标签贯穿于其作品，但特别集中在这三章－“意义与感觉”（1964），“人道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1968）和“没有同一性”（1970）－这三章在1972年被收集在如今天版本列维纳斯名之为《他人人道主义》的书中－必须放在智力和精神文本以及由那场二十世纪的关于哲学本质和人道主义价值的深邃而广泛触及的的辩论所建立的参数之内来理解。这固然是一场多方涉及的辩论，有很多投稿者和对话者。但其真正深度却要在卡西尔和海德格尔间哲学的和个人的对抗之中来探明。
请注意这些章节都是在著名的“1968年5月事件”狂热的巴黎学生抗议之前、之中和之后写成并出版的，还有，我们也须知，甚至更强烈地，苏联和毛主义的极权主义、一战和二战中的大量屠杀、二十一年的纳粹恐怖统治、一百万犹太儿童和五百万犹太成人死于大屠杀以及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这些更大的历史背景。二十世纪，尽管在科学和技术上有许多进步，或许是人类历史中最血腥的。列维纳斯不仅仅是对悠久的哲学传统和其在当代哲学上的最大发展作出回应，也是痛苦地对二十世纪的法国、欧洲和世界政治境遇作出回应。
我们会忘记列维纳斯是在一个为法籍犹太士兵而建的战俘劳动营度过战争岁月，或者他的父母、兄弟还有数百万与他宗教信仰相同的人被纳粹杀害吗？列维纳斯肯定不会。他的第二本著作，《不一样的存在或者本质之外》（1974），献辞这样写道：“给最亲近的被国家社会主义者屠杀的六百万之一，肩并肩地成千上万的所有招供者和因相同的仇恨他者和反犹主义而成为牺牲品的国家。”但是，列维纳斯以爱来报答恨，“爱的智慧”，以“他人的人道主义”反对“仇恨他人”－一种艰难的爱，是的，但无疑也是一种“困难的自由”，无疑，微妙也正如从未如此吊诡的当代哲学的残酷。
《他人人道主义》这三章每一章都在捍卫人道主义－来自不同角度和建立在对不可还原的“人的尊严”之信念－一种在功效和价值上对人的自由的信念－上的世界观。每一个都反驳着不同的哲学对手－它们都将人还原成非人。
在“意义与感觉”－出版于1964年，比他的第一本主要著作《整体与无限》（1961）稍晚几年，但已经预示了《不一样的存在或者本质之外》的最后分析－中，列维纳斯微妙地讨论了意义的起源及其与文化符号的关系。这里，没有指名道姓，对手是卡西尔的文化哲学。我们将在后面回到此章。
“人道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首次在1968年出版，正当1968年5月事件明显感觉逼进之时－瞄准的是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和米歇尔·福柯的结构主义。在“没有原则”的语源学意义上采用“无－政府主义者”（an-arche）－没有阿基米德(no Archimedian)支点－一词，列维纳斯揭示和挑战由所有“以抽象原则、可理解的结构－人的主体在其中没有任何内在的结局－之名义解释掉人的主体性”的社会科学所犯的无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