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产业发展、经济振兴以及“国际贸易立国”是在长达20余年的“锁定日元低汇率”的背景下实现的。1949年，为控制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改革当时存在的多重汇率，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帮助下制定了“道奇计划”和“经济安定九原则”，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锁定为1：360，一直实行到1973年2月。在这期间，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元在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时的产业基础。当时，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成本分别只相当于美国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比1960年增长了10倍以上，并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钢铁与汽车两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标志着日本工业化阶段发展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正是在这样的产业背景下，迫于当时美国的“新经济政策”，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将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从1：360调整为1：306。
从二十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进一步加快了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高开放度化”的进程，在汽车等产业领域成为了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1975年，日本跃居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出口量达268万辆。1980年，日本向美出口汽车和从美国进口汽车的数量分别是394.7万辆和1.05万辆。1981年，日本尽管实行对欧美市场的“自主限制”，汽车出口仍达605万辆；同年世界汽车出口第二大国联邦德国仅出口215万辆，而美国仅出口69万辆。正是这样一个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了此后长达数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摩擦。1981年以后，日美间几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日美汽车贸易的严重不平衡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特别是日本的汽车产品大举占领美国市场，使两国的贸易矛盾终于激化。1985年9月，在美国的策划下，美、日、英、法和原联邦德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秘密会议，就美元高估及美国巨幅经常收支赤字问题，协商采取联合行动，降低美元对日元和欧洲货币的比价。这就是“广场协议”产生的由来。
目前的日本舆论显然夸大了中国目前的产业基础及国际竞争力。以钢铁为例,2002年中国的钢铁业面临的现实形势是，为了应对美国“201条款”和外部倾销不得不对进口产品加征“反倾销特别关税”。显然，中国钢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与日本在二十世纪70年代初期相比还相差甚远。再以汽车为例，虽然2002年中国汽车产业的产量和销量都实现了36%的年增长速度，但总规模也才不过310万辆左右，同年美国在不景气状态下的汽车销量仍达1100万量，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六倍。目前全世界的汽车产量约为5400万辆，中国产量所占比重不过5.74%。事实表明，目前中国的产业基础与日本相比，远达不到1985年“广场协议”时的水平，甚至连日元第一次升值时的水平也远未实现。
事实上，日本正在受惠于中日间的贸易发展。根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数字，2002年日本对中国贸易顺差高达2.75万亿日元。日本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意图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仅仅是针对中国目前家电等产业的出口态势而发的。其真正目的是企图阻止中国提高自己重要基础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努力，例如钢铁业和汽车业。人民币升值，日本在钢铁业高端产品上的竞争力就将增强，中国钢铁工业升级的进程就将严重受阻。
二、 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利弊分析
1. 短期利弊分析
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可以使人民币的地位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老百姓手中的财产更富有国际价值，同时可以减低中国进口的成本，也使外债压力相应减轻。
但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后的利弊面临着国内外两方面不确定因素的挑战。在国内方面，首先，通货紧缩依然存在，通胀压力逐步加大。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1-5月，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继续加快。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19.95万亿元，同比增长20.2%，是1997年8月以来的最高值，增幅比上年同期高6.2个百分点。目前，广义货币M2增幅已高于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增长之和9.8个百分点，处于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据统计，2003年一季度企业景气指数创历史新高，而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则呈现下降走势，1月份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7.7点，2月份为97.8点，3月份为97.6点。尤其在经历了SARS的冲击以后，居民消费信心更是需要加以重树和得到恢复。这表明，尽管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正逐步加大，但通货紧缩现象依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