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以前述"黄龙三关"为题，北宋禅僧纷纷以自己直觉体验解答：
"我手佛手，谁人不有，直下分明，何须狂走。"（海印信禅师）
"月下弄琵琶"（隆庆闲禅师）
问即不知所云，答更匪夷所思。这就构成了北宋禅的特色，"我所持者，非他人能解，"而能解开的，也是得道之人。
"（李弥逊）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桥，马跃，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宁寺，适圆悟出门遥见，便唤曰：且喜居士大事了毕。似之厉声曰：和尚眼花了么？圆悟便喝，似之亦喝。于是机锋迅捷，每与圆悟问答，当机不让。"（９） 
当时禅宗虽无病呻吟，而在禅理上无大的进展，但当时的文人士大夫都趋之若骛，王安石，程颐，苏轼，黄庭坚普遍对禅宗发生兴趣。尤以苏轼为例，广泛的与禅僧交流，斗机锋，留下不少的公案，"（东坡）抵荆南，闻玉泉禅师机锋不可触，公拟仰之，即微服求见。泉问：尊官高姓？：公曰：姓枰，乃枰天下长老底枰。泉喝道：且道这一喝重多少？公无对，于是尊礼之。"（1０）
宋代禅宗热衷于参公案，斗机锋，以自己直觉体验作为解脱，开悟标准，而不重经书，比之唐代更甚一筹。禅宗的反智识主义更为得到发展。
四 若能护念，骂佛犹益真修
宋代之后，随理学运动的兴起，禅宗日益衰微。禅悦之风再盛，乃是在明朝中叶之后了
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禅宗不仅突然席卷江南，而且同时还出现了好几位大师，如洪恩（即雪浪），真可（达观），德清（憨山），李贽。其中尤以达观，李贽锋芒最盛，并称为"两大教主"，受到无数士大夫的顶礼膜拜。即《万历野获编》所说"所在皈依""无不心折"。
为何历经数百年之久，禅悦之风重现。让我们进入当时社会大环境作全盘考虑。明中叶之际，"文成（王阳明）以绝世之资，唱其心说，鼓动海内"。（１１）阳明以"尊德性""致良知"为大纛，横扫了占统治地位的朱子之学。把儒学内部的反智识主义推拓尽致。
"记诵之广，适以长其傲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１２）
在王阳明的宣扬鼓动下，明中叶之际，反智识主义的气氛几乎笼罩了整个中国，前如陈献章，后有刘宗周，都对读书穷理的朱子之说持怀疑态度。白沙说：
"学劳攘，这无由见道。故观书博识，不如静坐"。（１３）
在此大环境下，禅悦之风再盛，也不足为奇。正如陶望龄所说：今之学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诱之也"。（１４）然当时禅悦风行，无论从形式，内容，比之前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达到呵佛骂祖的地步，就本质而言，也是为了追求个性解放，别求新格。
"竺乾一时尊夙尽在东南，最著者则为莲池，达观两大宗主，然二老行径迥异，莲专以西方之学化诱后学，达则聪明超悟，欲以机锋言下醒人，莲枯守三条，椽下跬步不出，达则折芦飞锡，大抵莲老一派主于静默，惟修净土者遵之，而达老直截痛快，佻达少年骤闻无不心折。"（１５）
同为两大宗主，莲池格守前代教义，不越雷池一步。因而追随者并不多。而达观却另辟新径，在思想界刮起一阵旋风：
薛元初（太春）"习举子业，始见老，庄书及《维摩》、《园觉》诸经，辄以孔孟之语解之，一夕豁然有醒，自是慧辨无碍。"（１６）
杨起元（贞复）"居闲究心宗乘，慕曹溪大鉴之风，遂结屋韶石。"（１７）
然而当时江南大批禅信者，并没停止在谈禅，交禅的程度。而在强调"本心"、"护念"的大旗下，骂佛，童心说，维护个性、情感的理论都粉墨登场。更有甚者，走上了纵欲的个人享乐主义的道路。就以前述的达观为例，《万历野获编》记载说：（达观）"心佻达，不拘细行"。既赴宴，又观戏，还有几个穿红着紫的侍者，得了个"摩登鸠摩罗什"的浑号。还有当时非常有名的理论，很能说明问题：我们养了十几个婢妾，但将来决不妨碍我们超生西方极乐世界（１８）。
此都是由当时"致良知""我心即佛"所衍生的东西，在中国历史上反智识主义气氛最浓重的明朝，上述现象的出现毫不为奇。禅宗信徒完全抛弃了佛教的传统，以追求极端的个人主义为目标，掀起了思想界的层层异潮，称之为"狂禅"。禅宗的反智识主义至此达到了其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