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士杰
一。前言：
自从198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慢慢地从以往的威权体制走向民主化。随之而生的，是过去被视为禁忌的事务也慢慢地解禁。这种冲破禁忌的现象恰是整个八十年代重要文化现象之一。而在历史研究这一方面，所产生最重要的现象末过于对台湾历史研究的蓬勃发展，乃至于现在所面对所谓显学的危机。但近年来，不可否认的是，台湾史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在量的方面，发展地十分快速。但很可惜的是在质这一方面却少见有提升。简单地说，我们目前对台湾史的研究仍脱不了几个重要的典范（paradism）所提供的解释或是被选择好的解释。结果我们在一直被这些典范拉着鼻子走，这些现象中最明显的，我想应该是对日据时期台湾史的研究。至目前我们所看到关于对日据时代台湾历史的解释，除了过度化约的“抗日史观”与“台独史观”外，我们并看不到太多的解释上的可能性。甚至于当我们深入去阅读或是解构上述的两个主张时，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他们与政治间犬牙交错的关系。
换句话说，台湾史的发展一直与政治上的发展与不同的政治立场有直接的关系。或是更进一步地说与台湾岛经过众多不同政权统治下，所呈现的不同历史面额。但若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观察的话，如同廖炳惠（1994）将台湾史的发展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的现象。在这样的脉络下，也许我们可以暂时放下对到底要用哪一种史观或是说用哪一种政治立场去解释台湾历史在这个问题，进而重新回到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去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去寻找其它种不同可能的解释。
而我这一篇文章选择用1920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为讨论的中心，我所想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到底对“知识”的看法或是期望到底为何？为什么选择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做讨论，其理由有二：首先，因为在1920年代的台湾，以台湾文化协会为开端，开启了一连串大多由知识分子参与的政治社会运动；第二，这一辈的知识分子在其组成上，有别于他们的父祖辈的知识分子。台湾于1895年自清廷割让给日本，而1920年代正是割台后第一代的知识分子成熟的年代。他们大都受的是西式的教育，且其中有很大的比例有留学的经验，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乙未战后新生代”。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他们与前辈受汉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具有根本上的不同。以这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由主体的社会运动，也确实在1920年代的台湾史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过去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常常是以不同运动团体之间的互动为切入点。因而忽略了知识分子在其中主体性的问题，我们所考量到的只是不同团体间的更替与国家的斗争。但最重要的问题，我想应该是为什么那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会有做社会运动的行动出现，若他们是如翁仕杰（1993）所言的转型的话，那除了翁所称的结构性的变化的那样的大叙述（grand narrative）外。我们是不是还可能自知识分子自身去探讨这一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到底是如何看待他们所处的这一个时代，进一步地说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知识”的。
二.对1920年代社会运动解释的迷思：
1920年代的台湾，有学者将之形容为台湾史上的“文艺复兴”或“启蒙时代”。而为什么是1920年代呢？要解决这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当时世界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去观察。19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方才在巴黎和会中结束，在国际间出现了“国际联盟”这一个组织。对于刚从猛烈地炮火中走出的欧洲乃至世界人民而言，无不希望透过国际联盟的成立，因而获取永远的世界和平。在这样的一股乐观气氛的影响下，全世界一时之间都陶醉在对未来美梦的塑造中。这样的一股风潮当然也影响到当时的亚洲，如在日本即有所谓“大正民主”的风潮，一时之间自由民主的呼声在日本乃至于殖民地如台湾扩散开来。而在这样的风潮的鼓动下，台湾也开始了一连串由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要求自由平等的政治社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