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宗教的盛行导致古人对宗教神的信仰
汉代，道教和佛教成为注入中国传统思想领域的新鲜血液。道教教义宣扬炼丹成仙以求长生不老；佛教教义宣扬业报轮回，告诫人们以今生的修行来换取来世的安宁。这两套思想体系既满足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心理，又符合统治阶段镇压和约束百姓的需要，因而，在中国南北广泛流传。
佛道二教除其精妙玄奇的教义系统外，更有各自庞杂有序的宗教神谱系。众多佛、道诸神的存在，正是依托于中华民族多神信仰的理念基础。古人从宗教中寻求精神慰藉，他们认为，每一位宗教神都在某一特定方面与人类社会密切联系，各司其职，因而，无论是道教神、佛教神还是民间俗神，无论是男性神还是女性神，一旦披上“神”的外衣，便成为冥冥神力的象征。人们乐意把内在景仰心理外化为语言活动和特定仪式，从而使拜神节日构成为中国古代传统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
观音会和碧霞元君庙会是众多佛、道教节日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礼拜女宗教神的节日。观音菩萨（注：观音菩萨在印度佛教系统中是男身，但到中国后，大约从唐朝开始，逐渐演变为女身，宋元后定型为女身。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故对观音的汉化及性别转化不作分析。）为佛国诸菩萨之首，佛教宣称观音慈悲为怀，救助众生，而观音“中国化”后，更是被加上一项送子功能，因而，其在妇女信徒心目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佛祖。观音会会期一年三次，分别定于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每逢会期，各地观音庙游客如织，香火极盛。一年三次礼拜同一宗教神，这在中国古代民间极为罕见，由此可见观音信仰在中国古代具有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碧霞元君是北方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道教女神，她具有送子、护儿、疗疾、保佑婚配、农耕、经商、行旅等多种神力，在信徒心目中，碧霞元君更成为吉祥、慈爱、圣洁的象征。民间修建了许多碧霞元君庙，并以农历四月初八为碧霞元君庙会，每逢会期“四方以进香来谒元君者，辄号泣如赤子久离父母膝下者。”（注：转引自马书田：《中国民间诸神》第12页，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观音会与碧霞元君庙会的形成和流行，乃是宗教信仰冲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产物，它们的存在符合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大众心理，具有世俗化和功能化的特点，因而易被民众接受，并相沿成习。
（三）追求真善美的审美意识导致古人对理想女神的信仰
细数中国古代传统节日的女性神或神格化的女性，大都作为理想典型而被赋予真善美的意义。她们或被定型为端庄雍容、慈善安详的典范，如观音菩萨、碧霞元君；或被固化为巧淑敏惠、柔美善良的化身，如嫦娥，织女；或被标榜为坚贞不渝、英烈忠义的象征，如曹娥、孟姜。因此，一定程度上来看，对这些女神的信仰是在人们内心固有的审美意识的需要和驱动下，衍生的一种意念和行为产物。
七夕节关于牛郎和织女的传说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织女本是天界一位美丽聪慧、擅长织作的女神，但她不顾神人之别，毅然下嫁牛郎，与牛郎在人间过上了男耕女织、相亲相爱的生活。织女由此而成为人们心目中敢于追求自由和爱情的女性典型。牛郎和织女的传说反映了封建社会青年男女对爱情自由的渴望，也反映了男耕女织小农经济下的农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中秋节嫦娥奔月的故事可谓关于月亮的最动人传说。尽管嫦娥奔月故事的雏形是将嫦娥描述成窃食后弈之灵药，而后变成蟾蜍的自私自利的妻子，但随着时迁世异嫦娥却被民间传颂为一位美丽、善良的月神。她作为月神的象征，在百姓心目中具有神圣而崇高的地位，青年男女向月神祈求美满姻缘，老人向月神祈求合家团圆，她赐给人们福禄和平安。嫦娥形象的由丑而美，包含了古人崇善尚美的心理。
当然，古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并不仅仅局限于外在美，他们也追求并崇尚道德美，节日习俗中的英烈女神便是古人追求道德美的一个印证。这类女神往往是人而非神，但却被人门当作神低崇拜。例如端午节中为尽父孝而投江溺死的曹娥，寒衣节中为丈夫千里送寒衣的孟姜，以及其他具有道德美而最终由人而神的女性。她们或表现出对爱情的坚贞，或表现出对父辈的孝道，或表现出对某种信念的矢志不移，对她们的礼拜一方面表现了古人对人间美德的追求，另一方面表现了古人对女性德化教育的需要。古人把英烈女神的高贵品质作为对当时女性的德行要求，希望她们能效而行之，从这一角度看，古人纪念英烈女神寄托了她们对女性价值取向的期望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