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影响，也由于对机械主义哲学的否定，剧变的发生是必然的。考虑到要使教育适应经济发展的紧急需要，党领导集团在1931年底采取了行动。在一系列法令中，它批评学校消亡的理论是“左的机会主义”；批判激进的教学方法；以放弃工艺和技术训练为代价，重新建立起单独的传统科目的教学；恢复老式的纪律和等级。
苏联政权在教育上的新态度是和苏联心理学上的受官方鼓励的变化是紧密联系的。在强调思想和意志的理论得到重新肯定的同时，在教育实践上的权威理论也恢复了。正如斯大林本人曾经强调的那样，如今国家依赖组织和权威的力量，以克服物质条件的缺乏，以完成它的目标。知识的反复灌输的实际效果，正如为使学生更顺从社会纪律的规范个性的实际效果一样，成为苏联教育发展进程的准则。
在1932-1934年间，向正式的、重视纪律的教育的趋势仍在继续，并且扩展到高等教育领域。而此时“左倾”思想不断受到批判。两个主要步骤完成了这一过渡。第一个步骤是1936年７月的法令，它废除了“教育”的科学（儿童成长心理学），因为它强调诸如遗传和环境因素等“宿命论决定作用”忽视了据说通过直接地规范个性而激发的巨大的潜能。1937年采取了第二个措施，废除了学校中的技术训练，并且退回到传统科目的完全的教育。在教育政策的这一变化，反映出在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存在的差别正逐渐被接受，它还标志着，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的理想，尽管口头上还在坚持，但是实际上已被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