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父母的权威的态度也颠倒了，党的领导人宣布：“年轻人必须尊敬自己的长辈，特别是他们的父母。”
苏联政权致力于肯定和恢复传统。托洛茨基在流放中评论说：“领导集团不是公开宣布，‘我们已被证明过于贫穷和无知，不能创造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的儿辈和孙辈将会实现这一目标’。与此相反，他们强迫人们在已被打碎的家庭的外壳下重新胶合起来。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这种在胁迫之下的联合，就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神圣的内核。很难看清楚这次倒退的范围”。
二战时期传统家庭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表现之一就是对孩子的自由的限制和家长权威的加强。1934年规定，１６岁以下的孩子不许看晚间的戏剧演出。1945年３月的继承法给家长以更大的处理财产的权力。1943年在中学废除了男女同校制度，声称要使男孩子们更容易接受军事训练，使女孩子们更容易接受家庭训练。
1944年７月８日的一顶法令规定，离婚必须通过十分严格的司法程序，还得交一笔数额很高的赔偿金。未登记的或者是同居的婚姻不被承认是合法的。私生子无权继承父亲的财产，作为替代，他们可以得到国家的补助金。用一个观察家的话说，“现在倒是没有私生子这个法律的污点了，但是孩子们姓母亲的姓这一事实揭示出，实际上的社会的耻辱是增多了。”最为意味深长的是给那些养育了十个以上的小孩的母亲发奖章和授以“苏联英雄母亲”荣誉称号。在物质方面，作为一种激励措施，给有三个以上的孩子的家庭发补助；而对小家庭或单身的人，则特地课以两倍的税。
苏联政权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社会关系的稳固，而是为了鼓励一定模式的家庭，从而为特定类型的国家服务。此外，本身就是传统主义者的领导集团，发现传统的家庭关系乃至人际关系，更适合于他们要建立的传统政治结构。
社会分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警告说，平等的目标不会立刻实现，它必须以通过生产手段的私有财产的废除为先决条件。尽管如此，平等的理想仍深深植根于西方和俄国的革命传统。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全心全意地赞同马克思的原则：使官员的薪金与工人的工资保持同一水平；选举群众去掌握管理职能；废除站在大众头上的官僚机构。
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很快发现，无论是在政府、在工业战线还是在军队中，国家都需要受过训练的管理专家。因此领导集团顶住党内左翼反对派的反对，开始重新启用“资产阶级专家”，包括前沙皇官员和军官。党根据他们的技能付给他们优厚的报酬。在管理方法上，领导集团看到，从1917年至1918年党和群众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倾向，成为一个严重的弱点。于是，他们逐步重建了官僚机构体系。尽管如此，到1920年，苏俄实现了几乎是彻底的平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通货膨胀和匮乏使城市居民的定额供应降到了一个共同的水平。真正的工厂工资的最高额与最低额的幅度是微不足道的。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由于权力的分散，苏联经济生活中的官僚机构适当地受到了限制。党和工会代表共同参加工业管理。然而，工资差距反过来提供了物质刺激，到１９２８年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比例。党内和政治生活中的发展则相反：官僚机构的权力得到了系统的加强，而党员的个人收入保持“党员最高定额”的限制。平等的理想仍有效地束缚着进一步的收入差别。
随着紧张的工业化的开始，平等的理想明显地遭到了否定。工会的领导被清洗，新的工会领导人主张工会应更多地代表国家而不是工人利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政权依赖宣传和由于“社会主义建设”而焕发出来的革命热情的新浪潮。但是没过多久，货币奖励不得不扩大，取代了底气不足的革命热情。
1931年，斯大林批评了“左派的工资平等化的实践”，同时强调货币刺激对于培养技能和提高产量的必要性。他在一个工业管理者的会议告诫说，“无论谁要无视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区别，按照工资平均化的‘原则’拉平工资水平，他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列宁主义”。这个新的宗旨很快变得家喻户晓??人们宣布以前的革命理论为“小资产阶级”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1929年放松了最高定额，随后不公开地取消了最高定额。这件事是党从一个政治运动向一个社会特权集团的演变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