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公共卫生 政府失职 市场失灵
【作者简介】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教授。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2002年底，一种不明疾病悄然偷袭了广东省。几个月后，这种被命名为“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的致命传染病在中国内地多个省份大规模爆发，并波及香港特区、台湾省和世界上其它许多国家。近几十年来，还从未有一种疾病使人类如此恐慌。
对中国而言，非典的确是突如其来的灾难。不过，在应对非典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却以放大的方式凸显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脆弱性。首都北京的医疗条件在国内可算首屈一指，但面对非典，它在很长时间里手足无措。真正让人们忧心忡忡的是非典会不会传播到内陆省份和广大农村，因为那里缺乏控制疫情的必要财力、人力和物力。非典危机早晚会消退，非典传出的警讯却不容忽视。否则，我们为这场灾难付出的沉重代价便白白浪费了。
本文试图将非典危机放到更大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分析它出现的制度性原因。文章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为什么在卫生总费用大幅上升的同时，中国公共卫生状况改善不大，甚至有恶化的迹像？第二部分指出近年来中国卫生工作中的存在两种迷信，即对经济增长的迷信、对市场的迷信。这两种迷信导致在公共卫生领域同时出现政府失职和市场失灵。接下来的三部分讨论政府失职和市场失灵的后果，包括卫生防疫体系的瘫痪，地区间、城乡间、社会阶层间的卫生不平等，以及医疗体系效率的下降。本项研究发现，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不仅比已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昂贵，而且极不公平并效率低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非典袭击了我们，给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是简短的结论。
一、问题的提出
有人在谈到非典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时，特别强调社会整体对公共卫生投入的严重不足。这应是个误解。其实，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卫生总费用可谓飞速增长。从图一可以看得很清楚，在1990年以前，卫生总费用一直在低位运行，变化很小。进入90年代，情况大不一样，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台阶。1990年，卫生总费用不过区区700多亿元，到2000年，这个数字已高达4764亿元。短短十年间，卫生总费用增加近7倍，不管是与自身历史相比，还是与其它国家相比，这个速度都是相当惊人的。当然，与发达国家比，中国的人均医疗卫生支出还不高。但相对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卫生总费用已不算太低。从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来看，1980年为3.28%, 1990年为3.87%, 1995年为3.88%。90年代后半期，这个比重开始飙升，1999年第一次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最低标准（5%），次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5.3%），达到5.7%。
随着卫生费用的增加，中国的医疗条件大为改观。与1990年相比，2000年全国医院和卫生院的床位增长21.2%，专业卫生技术人员增长15.2%。与1995年相比，2001年全国卫生机构（含诊所）猛增了70％以上。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在这些年里应该大为改善。但现实并非完全如此。国际上通常用两个指标来反映一个国家国民的健康状况。一是平均期望寿命，一是婴儿死亡率。谈到这两项指标，中国的政府官员往往会很自豪地指出，中国的平均寿命己从解放前的35岁上升到2001年的71.8岁，高于世界平均寿命（65岁）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寿命（69岁）。同时，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也从解放前的20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32‰，而世界的平均水平是44‰，中等收入的国家是30‰。从这两个国际通用的指标来看，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总体上的确已经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此辉煌的成就主要是在80年代以前取得的。图二描绘了中国人均期望寿命在1960－2001年间的变化，它清楚地表明，人均寿命的增长基本上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完成的。80年代以后，增长似乎失去了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