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各省人均财政收入的水平又是什么决定的呢？看看图八，答案就一目了然了：经济实力越强、人均GDP越高的省份，人均财政收入也越高。自从80年代初中国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体制以后，各省政府为本地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就取决于本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范围内，缺乏一套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体制来平衡各地的公共服务水平，包括医疗保健水平。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情况有所改善，但到目前为止，中央财政的实力还不够强，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还不够大，因此，各省的人均卫生事业费、教育事业费等还相去甚远。从图七可以看出，1998年，各省人均卫生事业费最高的达90元（上海），最低的只有8.5元（河南），两者相差十倍之多，真可谓天壤之别。
年复一年，人均卫生事业费的分布都是这样不平等。久而久之，卫生事业费的差距转化为卫生设施的差距。图九和图十描绘了人均卫生事业费与平均每千人口病床数以及每千人口医生数的关系。看得出来，人均卫生事业费越高的省份，每千人口平均拥有的医院床位和医生也多一些。两个省份比较例外。一个是北京，它的人均卫生事业费没有上海高，但人均床位数和医生数却拔得全国头筹，因为卫生部直属的很多医疗机构设在首都。另一个是西藏，由于是少数民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地区，有来自中央的特别补贴，人均卫生事业费很高，不过人均床位数和医生数在全国排位属于中等水平。不管怎么说，图九和图十显示，各省间卫生设施的差距实在不小。
二十年前当然也存在着地区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图十一对比了各省在改革初期和现在的每千人口医院病床数。在1982年，上海条件最好（4.33），广西最差（1.39），两者相差3.1倍。到2001年，中国医疗条件最好的地方是北京，那儿每千人口病床数为6.28；而条件最差的省份是贵州，每千人口病床数只有1.51；两者相差4.2倍。在这二十年，在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和沿海省份，医疗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中西部省份则没有那么幸运，它们一般改善的幅度极为有限（如贵州、西藏、青海），有些省至少就每千人口病床数而言，情况还稍许有些恶化（如湖北、湖南、江西、新疆）。此次同为非典重灾区，北京每千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为6.28张，山西省3.23张，内蒙2.7张。实际上，从图十一可以看出，山西和内蒙的卫生设施并不算差。全国有一半省份的医疗条件比它们还要糟糕。面对非典，北京尚且手忙脚乱，山西、内蒙更是紧张万分，万一疫情传到那些医疗条件连它们都比不上的省份，其后果可想而知。
上面说的都是与政府卫生事业费相关的问题。这笔资金固然很重要，但它在卫生总费用中只占小头，居民个人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才是大头。显而易见，居民个人平均医疗保健支出在各省的分布完全取决于当地人均收入的高低。各省间经济差距有多大，居民个人医疗保健开支的差距也就有多大。无论是政府预算对卫生事业的拨款，还是居民个人在医疗保健上的开销都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距，可想而知各省居民的健康状况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差异。如果用人均期望寿命作为衡量各地总体健康状况的指标，我们发现，各省的人均GDP与人均寿命高度相关（见图十一）。人均寿命最高已达约77岁，而最低只有63.5岁。与世界各类国家进行比较，中国各类省份的卫生设施和健康指标可以证实胡鞍钢的这样一个判断：中国国内存在着“四个世界”。 北京、上海可以与发达国家媲美；东北三省和东南沿海省份与东欧转型国家不相上下；中西部省份略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好一些；有些西部省份比发展中国家还差一点，但比最不发达国家强。
表六：一个中国、四个世界
平均预期寿命 每千人口医生数 每千人口医院床位数
北京 76.41 4.62 6.28
辽宁 72.27 2.45 4.08
湖北 68.67 1.72 2.17
西藏 63.53 1.99 2.43
发达国家 78.6 3.14 8.57
转型国家 68.4 2.99 6.53
一般发展中国家 67.3 1.12 2.08
最不发达国家 52.0 0.14 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