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各门有正名，但民间更熟悉和常用的应是俗名。
东京的水门基本是以通津、善利这类有利于商贸流通的吉利名称为主。
南宋临安城的有些城门更加世俗化和实用化，如东青门的俗名为菜市门。因此，正和 “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51]③这种百姓与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民谚相呼应。由于里外城之间的容纳空间已趋于饱和，临安城内的水路、陆路都不如开封畅通和贯通，外来和流动人口很大一部分是在以外城城关为枢纽的地区活动，而不是象开封那样里城城关区是外来和流动人口的主要活动区。
如果说唐长安的城关勾连城内外的方式基本是点和线的结合，北宋东京则发展为点、线、面的结合，沟通城内外的经济功能即大宗商品集散批发，很大程度上由里城城关承担，外城城关的经济功能也日益重要。到南宋的临安，外城城关已经成为城内外大宗商品集散的中心枢纽，城市经济功能的边缘化也由此显现。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由唐入宋都城城关的经济功能逐渐增强的轨迹。尤其是两宋都城，以城关为枢纽，都城逐渐向城外扩展的趋势和城内外逐渐一体化的趋势更为明显，都城经济功能逐渐边缘化。城市经济功能边缘化的趋势不仅是都城才有的独特现象，南方一些商业经济功能较强的城市，如扬州，在唐后期政治中心和经济商业中心已经分离，原处于边缘区的新城，实际已成为全城的经济文化中心。城关区或如扬州新城，其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在此频繁出入、活动，他们中以工商业人口为主，既面向城内各阶层消费群体，又沟通与城外相联的水陆运输通道，他们的能量超过他们本身在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他们的存在和流动成为城市发展是否具有活力的关键，而城关区成为最适合他们活动的舞台。[52]①沿着这一变化的轨迹，我们看到如无战事或叛乱等外来因素，城关区主要承担的是经济功能。城关区经济功能的增强，既是唐宋时期传统都市经济功能加强的反映，也表明传统城市吸纳人口的能力已达到极点，都城只有借助处于边缘区的城关才有持续发展的回旋空间。
注释
① [1]参见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１９７８年第６期；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参见叶骁军《中国都城历史图录》第二集所收《唐长安城平面实测图》，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② 《北里志》（《丛书集成初编》据《古今说海》本排印，中华书局1985年版）序。
[3]①北宋东京宫城东门东华门，相当于唐长安景风门。据《东京梦华录》（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大内采买果品、菜蔬等，主要依靠东华门外的市场。
[4]② 《长安志》（《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卷8“崇仁坊”条。
[5]③李廓《长安少年行》，《全唐诗》卷24，中华书局标点本1960年版。
[6]④ 参见叶骁军《中国都城历史图录》第二集所收《唐长安城平面实测图》，149页。⑤ 《太平广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61年版，下同）卷34“裴氏子”条，时间是开元中。
[7]⑥ 《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条，时间是建中年间。
[8]⑦ 《太平广记》卷257“卢氏杂说”条。
[9]⑧ 《太平广记》卷84“奚乐山”条。
[10]⑨ 《太平广记》卷486“无双传”，时间是建中年间。开远门是东郭最靠北的门，门内大街直通皇城与宫城之间的延喜门。
[11]⑩ 《太平广记》卷331“薛矜”条，时间为开元。
[12]⑾ 《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下同。
[13]⑿ 《长安志》卷10《郭外》，《丛书集成初编》1985年版，下同。
[14]⒀ 《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
[15]⒁ 《旧唐书》卷7《中宗本纪》。
[16]⒂ 《旧唐书》卷15《宪宗本纪下》。
[17]① 《旧唐书》卷16《穆宗纪》。
[18]② 《旧唐书》卷161《李光颜传》。
[19]③ 《长安志》卷10《郭外》。
[20]④参见氏《唐代长安的繁华区》，《史流》27，1986年。《唐代长安的店铺立地和街西的致富潭》，布目潮 风先生古稀纪念论集• 东亚的法和社会》汲古书院，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