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傲慢的法国外，还有国内的暴君，社会意义上而非美学意义上的暴君统治。压抑、平庸的社会统治和管制激起强烈的个人义愤，其大爆发就是“狂飙运动”，它直接的目标是打破社会生活的种种樊篱、破除各个层面的奉承拍马、卑恭曲膝、野蛮残忍、独断专行、傲慢自大、压抑沉闷、谎言横行、以及柏克所说的“言不由衷、矫揉造作”??［4］?。它最先质疑所有法律、也即规则的有效性，据说它们都是上帝、自然、君主颁行的，所以就具有无上的权威，所有人都要遵从。狂飙运动所要求的是自我表现的自由，创造性意志自由地表现，这种创造性意志在艺术家身上表现得最彻底、最强烈，在所有人身上也都有所体现。在赫尔德看来，这种充满生机的力量具体地就体现在民族的集体精神中：传说、英雄史诗、神话、法律、习俗、歌谣、舞蹈、宗教与世俗的象征符号、寺庙、教堂、礼仪，所有这些都是表达和沟通的具体形式，都不是个人或可明确认定的团体刻意创造的，而是集体的、非个人的想象，反映的是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的意愿和欲望，并且影响到意识的各个层面；这集体精神构成密切而又无形的联系纽带，据此，社会才能作为一个单一的有机整体发育成长。?
创造性才能——不管是体现在个人身上还是社会有机体上——的概念取代了永恒的客观真理或固定不变的模式、规则概念，只有发挥这种创造性才能，才能获得幸福、美德、正义等方方面面人的本质的充分实现。由此必然得出一个关于人与社会的新理念，它强调活力、运动、变革，更注重个人或集团彼此之间的差异而不是相似，强调多样性、独特性、个性的魅力与价值，这种理念把世界看成一个大花园，每棵树、每朵花都按自己的天性发育成长，都具体地展现由环境和本性所生成的抱负志向，因此，不能用其它有机体的模式或目标来克加评判。这与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恒久论适成对比，后者坚信客观的、外部的规律和规则的普适性、统一性、永恒的有效性，认为这些规律和规则可以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任何人、事，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所鼓吹的就是这套东西，这些法国人受到自然科学和数学领域成就的鼓舞，在这方面，德国的文化则是宗教性、学究气、偏省、容易陷入神秘主义、眼界狭窄，最多只能可怜地模仿西方，实在是乏善可陈。?
我并不想暗示，这种尖刻的对比充其量只是一小撮德国诗人和评论家脑子里的幻想，然而确实是这些作家，最准确地感受到了德国特别是普鲁士经历腓特烈大帝的西方化改革所带来社会变革的冲击。他们完全被排除在实际权力之外，无法使自己适应强加于传统生活方式之上的官僚组织，他们最敏锐地看到了自己原来的基督教、新教和道德主义世界观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科学倾向之间的不协调，也为三百多小君主的专制统治而苦恼，于是，他们中最有天分、最具独立精神的人士就用越来越强烈的叛逆思想和行为，对他们的世界所遭受的破坏作出回应，这种破坏是从法王路易十四的军队让祖辈蒙受屈辱开始的。在他们看来，德国传统意蕴深厚、充满诗意，这种传统虽然难以把握，但却具有真正洞悉精神生活无穷无尽、难以言传的多样性的能力，与之相对的法国思想家所构思的世界，则是浅薄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肤浅的丧失人性的皮影戏而已。德国人的这种世界观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源头之一，浪漫主义运动，至少在德国，赞美集体意志，不受任何理性方法发现的规则之约束，也颂扬那种创造性的个人能参与其活动——或非个人的意志——的民族精神生活，尽管人们却并不能观察到或描述这种精神生活。民族政治生活正是这种集体意志的表现形式，这一概念就是政治浪漫主义——即民族主义——的本质所在。?
重复一遍，尽管民族主义首先是一个社会对自己所受的伤害作出的回应，这一点是民族自我肯认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其充分条件。一个社会受到另一个社会的伤害，自古就有，并非都激起了民族主义回应。因此还需要其它条件——即需要一种新的生命观，借助这种生命观，受到伤害的社会或受到政治、社会变革冲击的阶级、集团能够自我认同，围绕这种生命观，他们可以振作精神并努力恢复他们的集体生命。因此，我们只有认识到俄国彼得大帝强加于他的民族的剧烈、激进的现代化所造成的创痛，及规模较小的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改革的后果，才能理解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和俄国的民粹主义运动，也才能理解德国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这些都是某种反弹，因为技术革命或新市场的发育和旧市场的衰亡，导致整个受教育阶层的生活遭到破坏，他们发现再也没有机会发挥技能，在心理上他们觉得进入新兴的官僚机构不合适；他们对这些必然要作出激烈的反应，而在德国，强大的外敌占领或殖民统治，摧毁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德国人，尤其是那些最敏感、具有最强烈自我意识的人士——艺术家、思想家、及其它专业人士——发现没有自己的位置，四面楚歌，不知所措。他们努力要创造一种新的综合体，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用以对抵抗那些妨碍他们的信念和生活方式的力量，并赋予这行动以正当性，同时为他们指出新的方向，向他们提供一个新的自我认同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