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此，单纯的民族群体诉求和理想势必失去意义，顶多在文化人类学博物馆里增添一些不成熟的遗迹而已。至于获得独立和自治的民族中的民族主义主义者，则被归为非理性主义者，是倒退或者阻碍发展的现象——而尼采、索列尔的门徒或新浪漫主义者，更是不值一提。显见的事实是：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大部分成于国家统一之后——比如，1871年后的德国沙文主义、法国整体主义或意大利的神圣自我、种族理论及种种法西斯主义先驱的兴起。据我所知，19世纪后期和本世纪初期的未来学者，未能将之解释为历史新阶段的前兆；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无一例外。比如，考茨基所预言的Krisen,Kriege, Katastrophen时代??［3］?——他详尽分析了起因、描述了形态——即使提到民族主义，也仅仅是附生的结果，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而已。就我所知，没有人甚至暗示过民族主义将主宰这个世纪的后三分之一，影响所致，任何社会运动或革命，必与民族主义结盟，至少不直接与之对抗，方有成功可能。于其它方面如此敏锐的社会思想家，于民族主义却如此迟钝、言不及义，在我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至少值得更广泛深刻的探讨。我非历史学者，亦非社会心理学者，无意探讨之，谨点出问题，希望有识者有所创见。??〖HT4”H〗三〖HT5”SS〗??
我想先谈谈作为精神状态的欧洲民族主义的起源，后再进入问题。此处的民族感情，非人类文明史初期就出现的族群意识，而是指清晰理论的水平，是意识处于自觉状态的产物、是阐释和综合，作为一股力量和可用的手段已为观察者意识到。依此，民族主义不存在于古代和中世纪。罗马人或许真的鄙视希腊人，西塞罗和阿皮翁对犹太人亦有不恭之辞，尤维纳利斯则讽刺东方人；这只是对非我族类的单纯憎厌而已。马基雅维利和莎士比亚都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之前爱国主义就已源远流长。我说的民族主义亦非对祖先的简单自豪感——说穿了，我们都是卡德摩斯的后代，都来自特洛伊，都是曾与上帝立约的人们子嗣，都有同一个征服者法兰克人或维京人的血统，都是依靠征服而统治过高卢-罗马人或凯尔特族奴隶的后裔。?
我用民族主义一词指更明确、意识形态上更重要而危险事物：首先是对属于特定人群的人坚定信念，对相应生活方式的信奉不渝；共同的疆界、习俗、法律、记忆、信仰、语言、艺术和宗教表达方式、社会制度、生活方式诸因素塑造了其独特性格，往往还包括共同的遗传、血缘、种族特性，此外，是无法用别的东西来解释这个性格的；正是这些因素塑造了具体的人及其目标和价值。?
其次，民族主义坚信，社会的生活模式有似于生物有机体模式；有机体正当发展所需要的东西，即对其本性最敏锐的人以文字或图形等形式所详细阐明的东西，构成了共同的目标；这些目标是至上的，否则就无法避免民族的堕落和毁灭。进言之，这种生活模式是有机的，为人力所不及，却能控制人之处境，必须让这些历史发展的行动、思考和感觉方式深深地浸润心性，因为正是这些维持生存、社会交流、尤其是人们彼此相处的心智、感情、物质的方式决定着其它一切，并构成该民族有机体——民族——不管它是否表现为国家的形态。民族主义进而坚信：人的本性能充分实现的最基本社会单位，不是个体，亦非可随意解散、改变或抛弃的自愿社团，而是民族；家庭、部落、氏族及地区等次级社会单位若要充分维持生存，就必须尽力创造并维系自己的民族；因为这些社会单位的本性和目标——通常称之为其“意义”——都源自民族的本性和目标；这本性和目标不能通过理性分析显现，只能由特殊的自觉意识领会，把个体的人与不可能进一步解析的有机整体结合为一体的独特关系，人们未必完全意识到。这一有机整体，柏克说是社会，卢梭说是人民，黑格尔说是国家，而在民族主义者那里，就是民族，不管它采取何种社会结构或政府形态。? 再次，民族主义理路必然包含这样的观念：之所以坚持某一信念、追求某一政策、服务某一目标、过某一生活，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或许是唯一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此等目标、信念、政策、生活是本己的。就是说，这些规则、理论或原则之信守，非因它们能导向美德、幸福、公正或自由，亦非因其是上帝、教会、君主、议会等认可的权威，更非因其本身是善的或正确的，因而于所有同样处境的人都是善的或正确的；这些都不是理由，相反，仅仅因其是本己群体的——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则因为它们是我族的；这些思想、感觉、行动的方针是善的或正确的，自我与之认同，就将实现完善或幸福，因为它们正是生养我的具体社会生活的要求，绵延于我族的过去、未来，通过柏克所说的纽带束集，我与之血肉相连，没有了这些，我就如凋零的落叶，折断的树枝，永远失去了生命；若为环境计或有意游离于民族，我就会失去目标、枯萎凋零，因此，唯有理解了民族的生活模式，我的生存和活动方有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