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预测到民主的同等化将导致千篇一律，所有人都承认这不祥的预测料事如神，不管对他的药方作何看法，恐怕也没有谁会否认，卡尔·马克思也凸显了预言独一无二的力量，不管这预言有什么错，却指明了他那个时代发挥作用的某些关键因素，他的同时代人对此基本无知——即技术变化与文化是相互依赖、权力集中与生产资料私有化、无情的工业化、大企业的兴起与全面发展之间也是互相决定的，初期阶段，社会和政治冲突激化不可避免。他也不无成功地揭示出掩藏在政治与道德、哲学与宗教、自由主义与科学面纱下的这些冲突最冷酷的表现形式、及其社会和思想后果。?
这些都是些比较重要的预言家，预言家当然不止这些。才华横溢而任性的巴枯宁比其对头马克思更精确地预言到一无所有的人必将揭竿而起，预感到这种情况更容易在那些大多数人仅能维持生存、任何剧烈变化都不会让他们有所亏失的国家出现——比如像俄国和西班牙这样资本主义最薄弱、原始的农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地方，而不大可能出现在工业化水平最高、处于上升阶段的国家。因此，本世纪亚洲和非洲发生的巨大社会变动的原因，在他看来，太容易理解了。再进一步：诗人海涅在路易-腓力普王朝初期谈到法国时曾预见到，日尔曼邻居将在历史记忆、怨恨与形而上学和道德狂热的刺激下，进攻法国，根除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们“将不受恐惧和贪欲的约束……就像基督徒，肉体的折磨享乐都不能改变他们”??［２］?，这些陷入意识形态迷狂的野蛮人将把欧洲变成一片沙漠。拉萨尔曾鼓吹国家社会主义，并且可以说预见到了这个混合制度——即当代的人民民主，叫它国家共产主义也好，国家资本主义也好，马克思则在对哥达纲领的评论中对此进行了严厉批判。?
十多年后，雅各布·布克哈特预言到军事-工业综合体必将控制没落的西方国家；马克斯·韦伯对官僚权力日益扩张坚信不疑；杜克海姆警告社会陷入失序状态的可能性；之后是扎米亚京、阿尔丢斯·赫胥黎、奥威尔的梦魇，当下看来，他们半是讽刺者，半是预言家。所有这些预言中，有的现在还停留在预言状态，有的则是某种程度上的现实了，最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海涅所预言的新哲学野蛮人，他们控制了种族主义者和新的异教非理性主义者的想象力。19世纪还涌现了形形色色的乌托邦和预言，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技术官僚主义的，最后还有那些满怀新式中世纪乡愁者的乌托邦，这些人向往着很大程度上是想象的远古礼俗社会——所有这些思想体系，时至今日，我们差不多是忘得一干二净了。
在所有这些精致、自洽的大量未来学和幻想中，却有一个怪异的空白，一个控制了19世纪欧洲的思想和社会运动，它无所不在、人人皆知，因此只需略加思量，我们就明白根本不能想象一个缺了它的世界：它有自己虔诚的信徒、势不两立的敌人，有民主、贵族、君主的派别分野，它给实干家、艺术家、知识精英和群众以灵感；奇怪的是，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曾预料到它会在未来扮演远为重要的角色。但不夸张地说，它当是今世界现有各种思想、社会运动中最强大之列，在一些地方还是唯一强大的运动；没有预见到的人则为此付出了代价，失去了自由，事实上是丧失了自己的生命。这个运动就是民族主义。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有重大影响力的思想家预见到民族主义的未来——毕竟没人明确地谈论过。唯一的例外或许是被低估的摩西·赫斯，他于1862年在《罗马与耶路撒冷》中强调说，犹太人肩负着把共产主义与民族性融为一体的历史使命。但这仅仅是告戒而非先知的预言，这书除了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外，恐怕没有几个人读过。?
毋庸讳言：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支配了大多数主权国家在联合国会议的行为，这种情况比国际联盟时代尤甚。不过我相信，这必将令19世纪的预言家们吃惊，而无论其思想和政治倾向。因为当时的绝大多数社会和政治观察家，不管本人是不是民族主义者，都普遍地相信，这种情感会逐渐衰亡。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被看成是欧洲的一段小插曲。大多数人渴望成为一个与民族边界一致的国家的公民、有同胞之感，这种欲望被认为是自然的，至少是历史-政治发展的结果，这种历史-政治发展是民族意识发展的结果，亦是其原因，至少西方是如此。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感和意识形态，并不（恰当地说是在我看来）等于民族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