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人口高速增长的观点
为什么人口增长得快，马尔萨斯认为是男女之间情欲的客观存在。他说：“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保持现状。”［4］由于两性间情欲的无限存在，因此人口的繁衍和增长也是延续无限的。
汪士铎没有深究这方面的原因，但他却正确看到了中国特有的现实情况。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中，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发展缓慢，人们“拘守旧俗，牢不可破”（《乙丙日记》卷二），“俗喜人多”，“喜人多婚早”（《乙丙日记》卷三），“喜丁旺，谓为开族”（《乙丙日记》卷二）。这些落后的观念和习俗，无疑是中国广大农村喜早婚多育的一个重要原因。直到今天，我国农村中早婚、多子、多福等旧意识观念仍是和汪士铎在一百多年前所指出的情况一脉相承的。与这些封建落后思想进行斗争仍是目前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马尔萨斯的“情欲”论和汪士铎的“旧俗”论，都只是分析了人口增长的自然方面的客观原因，而忽视了产生过剩人口的社会原因。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人口运动的自然规律决定人口运动的社会规律，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当人口运动的自然规律处于某一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下的时候，这种社会生产方式就会对它起一种决定性的反作用。马尔萨斯所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过剩人口，是相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雇佣劳动制度中可变资本需求的过剩人口。而在汪士铎所处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土地和其它社会财富兼并现象的发展不断产生出大量丧失土地和失业的“游民”，很显然这是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相对过剩人口。可见马尔萨斯和汪士铎的绝对过剩人口思想都掩盖了社会生产方式对人口发展演变的决定作用，但他们还是正确指出了人口自然增长的部分客观原因。
关于人口增长率，马尔萨斯继承和发展前人以及同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提出人口在无妨碍条件下每25年增加一倍。汪士铎则继承和发展东方中国先驱者们的思想，提出在无妨碍条件下人口每30年增加一倍。这是一个十分有趣、有意义且相类以的观点。他们都强调这样的增长率是在无任何妨碍的太平时期，用汪士铎的话来说就是“盖承平久，孳息繁衍”（《乙丙日记》卷二）。因此他们探讨的实际上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即人口运动的自然规律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
（四）贫困、动乱的根源在于过剩人口
无论是马尔萨斯，还是汪士铎，他们探讨人口问题，着眼点都是放在人口运动的自然规律上，而忽视人口运动的社会规律。这样，当他们把这种人口理论用以观察社会现象和政治问题时，就自然而然地把现实社会中贫困、动乱的根源归之于人口过剩问题，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方面找原因。
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理论试图说明，由于食物供应赶不上人口增长，因此导致人口大量过剩，贫困、罪恶等社会问题都是由人口的过量增长这一自然原因造成的，与社会制度无关。汪士铎也说：“人多则穷”、“世乱之由：人多”（《乙丙日记》卷三）。他把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也看成是过剩人口的穷人的动乱。把人民的贫困、失业和被迫起来造反都归结为人口本身繁衍的过速过多。
二、汪士铎与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的主要区别
在抑制人口增长的途径（方法）方面，汪士铎和马尔萨斯在表面上看来有许多共同点，如都提到了战争、晚婚、禁欲等方法，但实际上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马尔萨斯将他的抑制方法分为两大类：积极的抑制和预防的抑制。积极抑制主要是一种自然力的作用，如贫困、饥荒、疾病、战争、瘟疫等；预防抑制则是人为的作用，如晚婚、禁欲以及各种风俗习惯等，因此又叫道德抑制。
与之相比较，汪士铎提出的抑制方法有两个特点。
第一，更加强调人为的抑制作用。他提出溺婴、严格婚姻和生育制度、处罚、晚婚等主张全都是人为的社会行为。他也提到了马尔萨斯作为积极抑制方法的战争。但马尔萨斯主要地只是看到战争存在着造成人口死亡以至减少人口的客观历史作用，而汪士铎则是积极主张人为地使用战争来消灭现世的过剩人口（“作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