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儒家推崇王道与三代盛世，但其提出和解决问题是以现实为出发点的，具有平和实际的特点。对此，学者们曾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过分析，如李泽厚提出著名的“实用理性”加以概括，牟宗三称之为“常道性格”，是“家常便饭‘一般’普遍于全人类”的道理。这种实用理性决定着儒家思想始终对现实政治保持双重态度：一方面承认现实，对现实具有妥协性，－方面又力求在此基础上去改造现实，超越现实。所以肖公权先生说，儒家是“承认时君之政权，又非以现状力满足”；徐复观先生说儒家“不是以打倒现实去改造现实，而是钻入到现实之中，采用脱胎换骨的方法去改造现实。”这种双重性决定了后世儒家对于现实政治的包容性，使之不仅有可能接受嫡长子继承制，而且有可能接受君主专制制度。
其次，儒家思想中的“孝道”和“亲亲”观念本身就与嫡长制的精神具有内在联系。
儒家可以说是一种关于常情常理的思想体系，它十分重视人类社会亲情、伦理等原始感情联系，并将这种情感联系视力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视为“人道”，即人之为人、人与别于动物的根本所在。在儒家的“人道”观看来，最值得重视的“亲亲”、“尊尊”的家庭关系，是纵向人际关系上的“孝”与横向的“佛”。为此，必然会十分重视用以区分尊卑长幼、增强家族认同意识的宗族之法。正如钱穆先生曾分析说的那佯，中国人的“终极目标是父母子女永恒联属，使人生绵延不绝，短生命融于长生命。家族传袭几乎是中国人的宗教安慰。从这一意义上看，嫡长制可谓儒家亲情伦理、家族延续观念在政冶领域中的自然延伸。汉高祖刘邦有一次不无得意地说，这种世袭制是“父有体系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在儒家的观念中，“亲亲”、“尊尊”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仁”，就是“行仁”的必由之路。因为，“仁者，人也”，从根本L说就是要象人一样地活着。其中最重要的就在于知道“亲亲”、“尊尊”，懂得“孝梯”，由重视家族的尊卑长幼之序，亲亲尊尊之情，推广为对他人之爱，即由爱有差等到“泛爱众”。而嫡长制出现的直接目的，就在于通过制定某种较为客观化的“天定”法则，实现权力的和千继承，避免兄弟骨肉相残，维护家庭亲情仁爱，以期收到“笃于亲”的功效。实现了这种层次的“亲亲”、“尊曹”，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起码的仁爱。这和儒家“为仁由己”、“亲亲，仁也”的观念是一致的。
另外，从儒家所预设的社会政治发展模式来看，嫡长制虽是“家天下”的传子之法，却是通往“官天下”的现实起点。如儒家公羊“三世说”就认为，在孔子的意识中，人类社会将依次经过三个发展阶段，即：由据乱世到升平世（小康世），再到太平世（大同世）、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周政不行，周礼崩坏，各立嗣者也有之。王位继承方式的混乱加剧了臣拭君、子歉父、父杀子的政治动荡，使父子、君臣等“亲亲”、“尊尊”关系受到严重破坏。因此，孔子所面临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周礼，重建起码的社会政治秩序，其中就包括恢复周代的王位嫡长子继承制，减少由立嗣所引起的纷争，而非空想地、不切实际地急于实现大同社会的“立贤”之制。所以，在坚持公羊学派立场的学者看来，嫡长制虽然不甚理想，不甚美善，但这在“小康之世人性尚欠完满的情况下则是不得已的事，因而也是必要的制度。”
孔子也曾说过，夏商周三代是“大人世及以力礼”。按照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的解释，这句话就是在谈“ 家大下之意”：大人即指天子诸侯，世及即子孙世袭相承也。传子曰世，传弟曰及。就此而言，则是说政权在私，三代只能为小康之局。
可见，在孔子的思想中，确实存在着一种由低到高、由小康到大同的社会发展模式，只不过他将大同理想社会置于三代以前的历史开端而已。在这样的发展思路下，嫡长制的世袭制虽属小康之制，但具有“息争”、“笃亲”之功，是由乱返治的起点。先圣周公已经通过这类制度建立过统治秩序，为后圣孔子树立了榜样。所以，在“从周”与“复礼”的大前提下，儒家肯定嫡长制恰恰反映出其对大同世界的理想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