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到周公时会产生嫡长子继承制，并且被延续为“百王不易之制”？直接的原因是基于商代的教训。商代的王位继承制度以兄弟相继为主，在实际操作上具有很大的含糊性和不确定性。正如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所说，传弟既尽之后，则嗣立者应该为兄之子，还是弟之子？理论上似乎应该传位于兄之子，但在家族观念和私有观念日益增强的现实当中，“兄弟之亲本不如父子，而兄之尊有不如父”，习惯规范与现实的逻辑发生了冲突，势必造成继承人选择标准的紊乱。商朝自中丁以后“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⑦，就与继承制度的紊乱有很大关系。相反，“自康丁以下，四世传子，王室比较安定。”“两种继承法的不同治乱后果，对于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不能不是一个明显的对比。正是为了矫小商朝继承制度混乱的弊端，巩固新王朝的统治秩序，西周的统治者才在总结前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式创立了嫡长制的继承制度。
其次，嫡长制的出现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正如钱杭在碉代宗法制度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从深层次上看，嫡长制的出现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本身的发展水平，一是国家政治组织的发展完善程度。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私有制和家族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力了使家族的财产权利能够在后代子孙中平稳地继承，特别是为了确定家族领先的继承资格以确保家族血缘共同体的延续，势必要形成一官维系和调节家族内部成员相互关系的规则体系，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宗法。其中，父家长地位的继承问题又是宗法制度的核心。各种资料说明，家长不仅是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更重要的是拥有祭祀权，担负着奉祀祖先、传承家族的功能，并不单单涉及财产继承问题⑧。按照《仪礼·丧服经传》的说法，家长是家族中的“正体”，也就是说，家长是关系到家族传承的根本所系。因此，作为家族共同体的首领，家长的地位本身就具有排他性和独占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世界各国家族继承制度的一般发展趋势都是采取长子继承制。如西欧早期基本上采取的是诸子分地析产继承制，但在庄园制确立之后，领主在领地内开始担负部分国家政治统治功能，庄园领主的贵族地位具有了马克思所谓的“政治特质”，便逐渐过渡到长子继承制。。另外，西方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亨利·梅因在其著名的《古代法》一书中谈到印度的继承权时也说：父亲的财产虽然由诸子均分，但“他所传下的政治官职或政治权利，几乎普遍地根据‘长子继承权’的规定而进行”；所以，“宗法权不仅是家庭的而且是政治的，它在父死之时不在所有的子嗣中分配。它是长子的天生权利。”。总之，出于平稳延续家族的需要，必然要求采取更为严密的继承之法，使诸子中唯有一个人拥有继承资格，而将其他诸子排除在外。中国的嫡长制虽然与西欧长子继承制略有不同，但共同的精神都在于：使具有政治特质的家族共同体领袖的继承权严格地限制于一人。由商代以兄弟相继力主的、不太规范的继承制度过渡到周代的嫡长子继承制度，正是体现了这一客观要求。
再次．由于中国的宗统与君统是密切结合的，故从另一角度上看，嫡长制的出现也竟味著国家政治组织的发展与完善。根据行政生态学家雷格斯的理论，人类社会的政治组织恰如光源传播一样，一般都会经历由最初的高度融合型到棱柱型，再由棱柱型到绕射型的演变阶段，总的趋势是国家内部的次级结构和组织分化得日益细密，各级机构和官职的分工和专门化程度越来越高，国家政权组织的活动也日趋规范和制度化，国家作为一种组织力量（而不是高度人格化的力量），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体系对于个体政治角色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基本的走势是“官僚系统越完备，对君主个人的品德、才能要求就越低，‘君主’也就愈表现为一个纯粹的权力符号，之靠他一人的血缘身份便可以推动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⑨也就是说，没有整个西周国家某种程度的组织化、制度化发展，就不会产生嫡长制的王位继承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王位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确实是适应了古代国家政治组织由粗疏融合向制度化、精密化发展的潮流。史家钱穆评价周代嫡长子继承制则是“王统观念超于家属观念之上”，因而是进步的；牟宗三也认为，周代的王位继承制度标志着“法制的自觉”，是“华族文化一大发展”，确实都是精辟之论。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