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有学认为，对伪造的含义，应当从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两个角度同时理解。即应当同时重视文书作成名义的真实性与记载内容的真实性两个方面，二者不可偏废。只有这种理解才是最适当的，最符合立法宗旨。 [14]
笔者认为，就伪造货币罪而言，尽管目前还没有看到国家指定的造币厂“超额完成任务”的案例，但从理论上讲，为保障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和维护货币的公共信用，对货币违法行为而言，无论是有形伪造，还是无形伪造，无论是有形变造，还有无形变造，都有必要用刑法手段加以规制。也就是说，对货币犯罪中的伪造，应作广义的理解。
三、货币犯罪中的“明知”
刑法第171条规定：“出售、购买伪造的货币或者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运输，数额较大的，处……。”从字面上理解，似乎只有运输假币罪的构成要件需要“明知”，而出售、购买假币罪的构成要件不需要明知。这涉及到对“明知”是作注意规定还是法律拟制的理解问题。 注意规定是在刑法一座基本规定的前提下，提示司法工作人员注意、一面司法工作人员忽略的规定。它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注意规定的设置，并不改变基本规定的内容，只是对相关规定的重申；即使不设置注意规定、也存在相应的法律适用根据（按基本规定处理）。其二，注意规定只具有提示性，其表述的内容与基本规定的内容完全相同，因而不会导致将原本不符合基本规定的行为也按基本规定论处。而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不同，其特点是导致将原本不同的行为按照相同的行为处理（包括将原本不符合某种规定的行为也按照该规定处理）。法律拟制仅适用于刑法所限定的情形，而不具有普遍意义；对于类似情形，如果没有法律拟制规定，就不得比照拟制规定处理。 [15]（P247-255）如果我们认为上述条文中运输假币罪的“明知”是法律拟制，则会得出如下结论：只有运输假币罪构成要件要求明知，出售、购买假币罪、走私假币罪等因为没有“明知”的明文规定，故不要求明知，换言之，即使出售、购买、走私假币时，不明知是假币，也可以构成犯罪。 相反，若认为该处的“明知”只是注意规定，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条文中没有规定出售、购买假币的“明知”，根据刑法总则第14条关于故意犯罪的规定，也应该认为，只有行为人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出售、购买、走私的，才能构成出售、购买、走私假币罪。
笔者认为，刑法第171条“明知”的规定属于注意规定，不属于法律拟制。理由主要是两点：一是，刑法总则第14条规定了只有“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才构成故意犯罪。由于刑法总则的统帅作用，即使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明知”，从解释论上看，也必须要求“明知”。二是，如果行为人不明知，往往也不会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没有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按照刑事古典学派的道义责任论的观点，就不能从道义上加以责难。在该条文中，行为对象是特定的，属于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行为人对此必须有认识；如果不明知是假币而出售或者购买，就不能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危害结果，就不会存在犯罪故意。刑法第171条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在运输时不明知是假币的可能性较大，所以，为了提醒司法工作人员注意，特别写明“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运输”。而在出售、购买假币时，一般表现为以少量真币换取大量假币，或者将大量假币换取少量真币，行为人通常明知是假币，所以没有必要特别提醒。持有假币罪中的明知也只是注意规定。 可以说，构成货币犯罪，都要求行为人明知是假币。
四、“持有”的相关问题
刑法第172条规定了持有假币罪。关于持有型犯罪的争论，从我国首次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以来，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持有型犯罪确有其自身的特点。对其加以研究是正确司法的需要。下面我们将“持有”作为一个罪群探讨其中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