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实际运行中，人民币汇率制度中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和“浮动”等特点没有真正的体现出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各国汇率安排与汇率管制（1999）》中将我国列入传统的钉住汇率制度。
三、 钉住汇率制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实证分析
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定义有多种方法。衡量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一种标准是：货币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依据本国经济情况（如预期产出水平和实际产出水平的缺口，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实际通货膨胀率的缺口）还是受到外部因素（如国际收支、外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增长。在信用货币制度下，适度的货币供应量是实现币值稳定目标的重要保证。但在保持币值稳定、维持适度的货币供应量目标的政策实施过程中，钉住汇率制使货币政策独立性难以维持。人民币钉住制对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从1994年以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96年之前，抑制通货膨胀是主要的货币政策目标。1992－1993年，中国经济过热。1994年国内消费价格指数达到21.7%，经济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为控制通货膨胀，中央银行不得不提高利率，当时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达到10.98%，远远高于美国同期的利率水平。 然而1994年1月1日的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大大刺激了中国的对外贸易，经常项目顺差增加。在资本项目方面，尽管外汇管制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短期性资本的流入，但在国内实行宏观紧缩、维持较高利率的政策环境下，国内外利率差趋于扩大，仍然导致了国际资本的流入，造成资本项目连续顺差。在国际收支双顺差因素的作用下，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增加。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连续购入1200亿美元外汇资产，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加。
外币储备的增加引起了外汇占款的增加，1995年外汇占款占当年基础货币增加额的比重达64％，到了1996年还高达45％，这显然加大了国内“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难度。虽然中央银行采取了冲销干预政策，包括收回对商业银行的贷款、开办人民币特种存款和发行央行融资券（谢多，1996），但1994年M1仍比上一年增长26.8%，M2增长了 34.5%，这成为当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高达 21.7%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后的 1995年和1996年央行又分别购入220亿美元和315亿美元，都为紧缩政策的实施造成了较大的压力。由于中央银行的干预，人民币该升未升，因此在利率高于美元利率的时候，未出现贬值预期，反而有升值预期。
1997－2001年，货币政策的侧重点逐渐转为如何防止通货紧缩趋势并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从国内经济形势分析，按照零售物价指数来衡量，自1997年10月开始中国物价出现负增长，按照消费物价指数来衡量，从1998年2月开始中国物价出现负增长；通货紧缩成为中国货币政策的核心问题，如何刺激内需避免通货紧缩的进一步恶化成为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
在人民币汇率方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周边国家汇率贬值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0-15%。为了保证亚洲金融稳定，中国政府多次郑重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结果人民币名义汇率两年没有贬值。但人民币名义汇率该贬不贬使贬值预期非常严重，这种预期加速了国内资本的大量外流。1997-2000年净错误与遗漏账户继续恶化，其数额分别为-221亿美元、-189亿美元、-176亿美元和-117亿美元４，呈现出明显的资本外逃特征。克鲁格曼认为，当一个国家“希望”贬值，但又由于钉住制的约束不能贬值的时候，通货紧缩就发生了。谢平和张晓朴（2002）认为外汇占款的急剧减少而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通货紧缩５。
为了治理通货紧缩，中国政府采取了扩张性货币与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如连续降息、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取消贷款限额制度、执行扩张性的公开市场业务等。然而在利率下调的决策中，中央银行又不得不关注美元的利率走向，努力维持人民币利率与美元利率的适度利差关系。因为利率下调与控制资本流动的方向正好相反，此时国内的利率水平低于美国同期的利率水平，且存在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资金外流可能获得利差和汇差的双重收益。所以美元的利率无形中成为人民币利率下调的一个限度和重要的制约因素。而通过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虽然增加了基础货币的投放，但还是无法抵消再贷款下降和外汇占款迅速减少对基础货币增长的不利影响，最终导致1998年和1999 上半年的基础货币增长率大幅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