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客观梳理和分析了原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版面上的相对自由与版面后的不自由的双重境遇，重建了一段复杂而微妙的历史事实，并对形成这种复杂局面的原因作了认真的初步剖析。
新华日报在中国新闻史上是很独特的一张报纸。作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的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当然是报纸，是一种新闻媒体，然而它又绝对不是一般的新闻媒体，国共两党势不两立而又会暂时合作、在合作中又不时斗争的格局深刻地影响着新华日报的命运。新华日报的历程反映出那个时代新闻的特点，在更深层次上则是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治的特点及政治与新闻的关系。
传统的研究者惯于引用新华日报的经历作为国统区新闻专制的证据，而又常将新华日报对付战时新闻检查制的“经典”手法——暴检等援为例证。经过研究，笔者认为对此实有再深入认识的必要。实际上，《新华日报》是版面上的相对自由与版面后的不自由相统一的，仅以暴检等手段作为论证新闻专制的证据，对于不太了解历史的后来人来说，有不易理解之感，且还易生负面影响。笔者认为应该将完整的历史客观地呈现出来，这样才会更有说服力。
一、 对抗日战争胜利前《新华日报》版面及国民党战时新闻检查制的考察
在新华日报的版面上，我们可以轻易发现新华日报被压迫的痕迹，试举几例：
1940年1月6日，新华日报在社论位置登出：“抗战第一！胜利第一！附：本日两次社论：（一）《论冬季出击的胜利》（代论）、（二）《起来！扑灭汉奸！》，均奉令免登，来不及写第三次稿。故本日无社论，尚希读者原谅是幸！”；
1940年1月11日，刊登博古撰写的代论文章《祝新华二周年》：“……因为新华日报要拥护真理和正义的事业，不能不对于一切阻碍抗日事业之缺陷及弱点勇敢地尽其报急的警钟的功用，因而，在国内亦不能见谅于某些人士。（被略）因此，在两年之中在它的出版发行及编辑上都受着重大的影响，……”；
1941年1月11日，刊社论《本报三周年》：“……今年一月以后，本报的代表言论——社论暂时不能和读者逐日相见。这绝非我们始愿所及。读者颇有来函相勉，希望我们在每一事件，都能坦白的畅所欲言（下略一段）……”；
1941年2月1日，登出《本报重要启事》：“本报因奉令免登之稿件过多，难于编排，若勉强维持原有篇幅，既虚耗同人之精力，更难副读者之雅望，因此，特定二月一日起，改出一中张，请希鉴谅是幸。”
1945年8月22日，登出社论《蒋介石先生哿电读后》标题，正文位置开出天窗；
……
如此种种，固然一方面使我们看到国民党对新闻控制较为紧密，而另一方面也令人从这些巧妙而明显的表达方式中怀疑国民党战时新闻检查制度的制定或实施是否颇有疏漏之处：在和平时期，一张在野党的报纸用这样满怀怨望的方式同执政党斗争，恐怕也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了，何况在控制新闻基本可以被理解的战争时期呢？
出于战争时期保护军事机密及保障政治稳定的需要，二战时期，包括苏联在内的多国均实行了战时新闻检查制度（苏联在战后还一度恢复过新闻检查）。国民党更是借机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如《新闻检查标准》、《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战时新闻检查办法》、《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修正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等，实行新闻检查，加强专制统治。
国民党政府《修正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规定：
“第三条，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均属违检
……
四、各报社对删免稿件之地位不设法补足，于稿件文字内故留空白或写作标记易致猜疑者。……”[1]
《办法》之第二条规定：“各报社通讯在违检惩罚办法分左列五种：一、忠告，二、警告，三、严重警告，
四、定期停刊，五、永久停刊。”[2]
按照规定，新华日报大量采用的暴检、拒检诸法均属违检之列。据统计，1940年12月，新华日报18次违检，被新闻检查机关处以4次“严重警告”，1941年1月至5月，新华日报违检就多达136次[3]……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华日报居然仍被允许生存下去（因1939年10月19日拒检刊登毛泽东《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而被强令停刊一天，是新华日报所受最重的处罚之一），让人不得不由衷地佩服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智慧和勇气，而同时也让人深感国民党统治的无能，执法的松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