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国民党还颁布了《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分“军事禁载事项”，“党政禁载事项”，“财政禁载事项”，“社会禁载事项”诸条，其中“党政禁载事项”规定：
“下列各条，绝对禁止发表文字或图书
第二十六条
危害民国，诋毁当局，破坏统一，及诬蔑中央者；
第二十七条
违背或曲解三民主义及本党政纲政策者
……
第三十四条
其他一切足以损害政府信誉之记载……”[4]
《修正出版法》规定出版品不得为“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违反三民主义”之“言论或宣传之记载”[5]，《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将这些目为“反动言论”：
“一、恶意诋毁及违反三民主义与中央历来宣言政政策者。
二、恶意抨击本党、诋毁政府、污蔑领袖与中央一切现行设施者。
……
五、鼓吹偏激思想，强调阶级对立，足以破坏集中力量抗战建国之神圣使命者。”[6]
……
这些规定均可成为针对新华日报实施专制的反动法律依据和借口：依照这此标准，传播马列主义岂不是非法了？然而，在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却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如《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1940年1月9日）；《列宁逝世十六周年》、《列宁与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列宁论战争》、《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与社会主义建设》（1940年1月20日）；《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作为革命者的导师和教育者的马克思》、《马克思的生平、著作及其事业》（1940年5月5日）……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可说俯拾即是，就是在广告中也颇多痕迹，如1940年2月17日所登“精装资本论
业已到渝
存书不多
购欲从速”（注：原文如此）等……若依照国民党反动法令，宣传异党思想当属违法的话，上述文章能在新华日报上与读者见面，就只能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太过无能了。
国民党新闻检查官之愚蠢亦有其他旁证，即从共产党就皖南事变在新华日报上对国民党展开斗争的两个细节便可见一斑。1941年1月12日（皖南事变过程中），新华日报便在本报庆祝三周年的新闻里透露：“周恩来……告诉我们……黑暗是必然被冲破的。好象刚才的消息，说到新´军最近在向北转移中，被敌寇重重包围；但相信那些战士们是会冲破包围和黑暗的……”熟悉时局的人们都知道，“新´军”即“新四军”，新四军驻地附近并无日寇，这“敌寇”二字乃国民党军无疑。这样明确的信息居然也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放行了。而据说，这还是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将原文的“国民党反动派重重包围”改成了“敌寇重重包围”而允许发行的[7]。
1月18日为了使周恩来同志就皖南事变的题词得以发表，新华日报特意发排了两篇能通过检查且又与题词、挽诗所占版面一样大小的稿件，在坐镇报社的检查官眼皮底下印出几张，让他们“放心”而去，然后立即换版，迅速开机大量印制，是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与“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著名题词公诸于众，国民党陷入了舆论的旋涡之中，而此事中间检查官的敷衍公事便是使国民党被动的一个原因。在检查当时，面对章汉夫的质问，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毫无底气诚惶诚恐地用这样一些话辩解：“国家大事嘛，我们也不必多谈。总请你们谅解，我希望明天大家都没事，对我好，对你们也好……”章汉夫诘问这位“年纪轻轻”的检查官为何要干这个时，他答道：“一个人总得有个职业嘛，我学过新闻”，且还“涨红了脸”[8]。业务有一定基础，智商不一定太低，自知理亏而心虚，靠着国民党混饭吃……这样无数个新闻检查官构成了整体“愚蠢”的国民党新闻检查官队伍，与为着美好理想而执着战斗的共产党的新闻队伍形成了鲜明对照。
二、抗战胜利后《新华日报》的版面上的相对自由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新华日报等掀起了一场拒检运动。1945年9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在抗战胜利中纪念‘记者节’……对于戴着重重枷锁而奋斗过来的新闻记者，每个人也都有一份悲愤和羞惭，悲愤的是我们‘文章报国’的志愿和力量，在这长期的神圣中国为□种不合理制度而打了一个七折八扣，有消息不能报道，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欧美报章报导抨击中国检查制度的文章，纸不绝书，而我们都受之坦然，怡然自称我们是争取自由的‘民主’强国！……今天，应该是中国新闻记者起来洗刷羞辱的时候了，在今年的九一记者节还要写‘为笔的解放而斗争’的文章，应该已经是一个天大的讽刺了。”重庆十大杂志，包括一贯保守的《东方杂志》和《新中华》半月刊合作出版《联合增刊》，首先自动实行原稿不送审查，发起有力的“拒检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