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家广泛地使用罗兰·巴特的方法，分析通俗文化中对女性的歧视的暗示。注重话语分析和话语主体的法国后女权主义，认为比一定已通过改变家庭和劳动关系中的社会结构来动摇父权至的根基，并以之为一个目标。后女权主义则是企图通过颠覆男性主流话语结构，实现动摇父权制的根基的目的。（《后女权主义》第２－５、５４－６６页，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赛博女权主义
赛博的女权主义(cyberfeminism)积极认同且赞扬后现代数字化信息革命\人工智能和远程控制,它存在于后女权主义的具体技术化中。赛博（cyber）是一个柯自我调试的普遍理论和控制系统，是一种控制系统的科学，从这种系统理论中，得到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即在因特网上全球性的互动空间。赛博格（cyberg）是通过化学药品、仿生修复和神经系统一致而得到加强的人类主体。但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意识史教授丹娜·哈瑞卫于1991年发表了《赛博格声明》，这是一份女权主义的关于西方世界后现代生活的先进的技术境遇的分析。哈瑞卫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女权主义方法论来分析种族、性别和阶级话语怎样被技术的进步改变的。赛博格自我是哈瑞卫把赛博格作为女性贴切的后现代隐喻。赛博格打破了传统人文主义的限制：人与动物、人与机器、有形的和无形的等，它是“父权制、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生子。”因为“文化话语”自身和女性没有参与并且学会控制这些技术。她认为，赛博格是一种拆分又重组的存在，是一种后现代的聚合性而有个人化的自我，是女权主义者现在必须学会破译的自我。
萨迪·普兰特则试图利用赛博病毒来颠覆父权制叙事。作为一名技术理论家，她宣称父权之中的机器是女性的，因为她们是无法预料的，并由男性们操作的，他们没有能动的作用，没有自主性和自觉意识。男性将技术作为其发展至高控制权的途径。“只有一个类属，那边是男性：人类。没有其他任何成为人类的东西了，女性只是一个存在而已”。 然而，赛博病毒的作用不可忽视，其非线性的超文本，能够打乱父权制文本的叙事方式。超文本是电子文本，它允许读者在信息中无序地穿梭，现在它是世界宽带网的核心新技术。普兰特指出，数字化和传统的女性编制艺术相似，她认为现在技术已经极易“受到赛博女权主义的侵染”了。
女权主义的赛博朋克是另一种对赛博科技运用的方式。“赛博朋克”是评论描述威廉·吉普森的科幻小说中影响力巨大的《神经控制者》的一个术语，这是一个折衷主义的混合体，在本质上却对技术闯入人类生活持欢迎态度的。一个妄想矿的及早兰的未来降临了，没有任何的进步或人道主义的余地。不是政府而是由全球化公司操纵大权，黑客是无政府状态的革命者。赛博朋柯女权主义作家，如凯西·阿克便歌颂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脱离现实的主体将性别定位看作是可任意选择的。（《后女权主义》第138-14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有人认为，后女权主义的特征还有——即和20世纪60、70年代的根本差异在它的跨学科性和政治倾向的温和性，此等见解是很正确的。所谓跨学科性，正如朱丽·汤普森·克莱恩在《跨学科：历史、理论和方法》中指出："在本世纪，跨学科被定义成一种方法论，是一个概念，是一个过程，是一种思考方式，是一种哲学，以及是一种反思的意识形态……在通常情况下，我用跨学科一体化互换等形容词来表达融合不同观点的设想或渴望。后女权主义主张通过教育来普及和提高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增强女性的社会性别觉悟，来循序渐进地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女全主义学者认为社会性别意识不等于社会性别觉悟。它们二者之间有一个过程。女性具有社会性别意识只是有了一种社会性别的敏感性。如果女性再能具备社会性别觉悟，她们便可以在自己的计划中有一种挑战传统的两性结构的战略影响，对社会不平等的社会性别机制才能进行有效地干预。因此上说，争取女性的解放，追求女性的自我疆界，但所采取的策略不同。前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变革，主张激烈变革，通过颠覆和消解男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后者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通过提高全体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和觉悟来实现自己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