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女权主义发展取得了进步的时候，研究发现，第三世界女性在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话语中缺席。即在那些庆贺西方女性主体的出场的文献中，第三世界女性是明显缺席的。有些持女权主义立场的后殖民主义者认为：仅仅关注种族政治必然忽视女性在帝国主义状况下的“双重殖民化”（种族的和性别的）境遇。这种理论假设：第三世界的女性是本土的与外来的父权制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双重牺牲品。在女权主义者看来，第三世界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同样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而后殖民主义理论在这方面则表现出严重的理论盲视。
莫汉蒂在《在西方的眼睛之下：女权主义学术与殖民话语》中指出：“第三世界女性”范畴是殖民主义性质的。首先是种族还原主义的，即无视在第三世界女性之间存在大量物质的与历史的差异；其次通过把第三世界女性当作与第一世界女性相对的“他者”，来巩固西方女权主义者的自我身份。这样，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实际上生产出了一种双重殖民化的叙述，以便把第三世界女性政治上的“不成熟”与第一世界女性的“成熟”相比较。把第三世界女性再现为贫苦的、没有受过教育的、束缚在传统中的、以家庭为中心的，这正好可以反衬出西方女性是富有的、有教养的、现代的、自我决定的，她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性与身体。
从这个视角看中国女权主义的现状和发展前景，一是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成果，需要看到理论和实践的不足指出，和建立合理的中国女权主义的立足点；二是需要建构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更重要的是需要创建女性文化，从女权主义理论揭示的问题（男性/女性（male/female）、积极／消极（active/nassive）、思想／身体（mind/body）、主体／客体(subject/object)、理性／感性（rational/irrational）、在场／缺席(presence/absence)、自己人／他者(self/other)）言说/写作（speak/wright）等扩展开来，反对父权制强权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形成反抗与斗争/建构/发展的方略和实践方向。无庸讳言，中国女权主义的当代发展还停留在起步阶段上，其标志之一就是，人们对女权主义的概念和理论的学术研究还很不了解，甚至还当作洪水猛兽一般，而女性自身的认知、觉悟和自觉性还很不足。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负面效应之一，使得中国女性地位的急剧下降和社会平等意识的极端倒退，在封建主义大张旗鼓回潮的同时，出现了现代性的恶果之一：男性统治强权和暴力。急需思想启蒙和尽快地发展。
当然，斯皮瓦克的文化政治学分析了著名女权主义者克里斯蒂娃《论中国女性》，中国女性渴求期盼着法国女权主义者的演说，却在处于被观察地位的中国女性的沉默与处于观察地位的女权主义者的话语霸权之间存在严重的鸿沟。她们说，我们从来听不到中国女性的声音。斯皮瓦克说：“面对这些沉默的女性，她的问题与其说与她们相关，不如说与她自己的身份相关。”斯皮瓦克的质疑在于，第一世界的女权主义者有“认识论暴力”，这种暴力使她们自己成为权威性的认识主体，而中国的女性则成了被动的、被剥夺了话语权的认识对象。斯皮瓦克深刻地指出：这些女权主义批评家对西方的或资本主义的“他者”（第三世界女性）的旨趣好像有自我中心之嫌。
面对这样的讨论，中国女性不能在沉默下去了！中国女权主义须迅速崛起，中国女性需要参与女权主义的话语实践，成长为话语主体，获得对话的机会，争得女权主义的自由解放语境的在场和主讲地位。总的说来中国女权主义的起步和发展，首屈一指的仍是女性生存权利和争取社会平等公正；提高“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和社会文明程度；认识和揭露现实中的女性所面临着亟待解决的许多危机和严重问题；
1，女性教育问题 普通教育和专业技能教育，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等，都是当代女性所需要的。虽然在城市里女性受教育的机会较多，可是有些贫困的家庭也难以保证女性收到良好教育。然而，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众多女性被繁重的劳动和家务束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命运无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