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宪法“序言”前六个自然段肯定了中国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的政治共同体的“革命”道统——“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革命”道统的践履，上可溯至儒家经典之一的《易经》所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下则降至20世纪中国发生的“伟大历史变革”，其间包括：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创立中华民国；1949年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代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共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8］75宪法和78宪法之所以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内容上都存在着严重缺陷”［9］，是因为制宪法权主体把继续践履“革命”道统的政治决断写入了这两部宪法。
82宪法“序言”在第七自然段中确认了中国作为“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共同体的精神道统——依次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10］虽然出生于德国边陲小城特里尔（TRIER）的犹太拉比(RABBI)世家，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却据说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之謎而被誉为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先知。两个西方异邦人、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被载入远在东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75宪法、78宪法和82宪法，不仅是世界宪政史上的一大奇观，也是中国历史融入世界历史的时代见证。无论依思想逻辑、还是依历史逻辑推断，源远必定流长；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源，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流，精神道统谱系的嗣续更新、绵延不断是题中应有之义。
82宪法“序言”确认了历经54宪法、75宪法和78宪法而一以贯之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道统。“专政”（DICTATORSHIP）一词源出罗马史上的“代表专政”（COMMISSARIAL DICTATORSHIP，亦译“委托专政”），是主权者在非常状态下的非常决断；“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11］无独有偶，“无产阶级”（PROLETARIAT）一词亦出自罗马史，原指古罗马社会最下层的公民阶级。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则是一个政治神学概念；无产阶级是代表未来、代表正义、代表至善的天使阶级，它将与代表没落、代表不义、代表邪恶的魔鬼阶级——“资产阶级”进行末世对决（PLAYER KILLING），并将在取得最终胜利之后自动消亡。因此，社会主义作为世俗化末世论意义上的过渡时期将是 “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毛泽东语），始终处于非常状态、即始终处于“代表专政”状态。
作为“专政”的限定词，“人民民主”是一个本体论概念、政治神学概念，而不是一个方法论概念、不是政治法学概念。人民像上帝一样，自始至终是个在场者、而非缺席者；人民也像上帝一样，自始至终是个隐身者、而非显现者；人民更像上帝一样，只有真正的先知、而非伪先知才能受人民差遣、宣示人民的预言。［12］因此，人民民主专政、即人民民主代表专政，非但不是一个悖论，而且与无产阶级专政、即中共的代表专政，由历史的、存在的同一性跃升至逻辑的、形而上学的同一性。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首先是中共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的概念；如果说，“法律是人民的命令”［13］，那么，反之亦然，人民的命令就是法律——1949年中共废除《六法全书》的命令即是中共代表人民颁布的第一道法律。［14］
其次，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即是中共代表人民行使制宪法权的概念。制宪法权是主权者的一种政治意志，宪法律条仅仅是制宪意志的实施规范；制宪意志始终与宪法同在，并且高于宪法。一切真正的宪法冲突、即涉及道统决断的宪法冲突，都只能凭藉制宪法权本身的意志予以决断。就连宪法的一切漏洞——不同于宪法律条的模糊性和个别思想分歧——也只能通过制宪法权行为来填补。制宪权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它不是与其他几项分立的“权力”（立法、行政、司法）并列的又一项权力，而是一切其他“权力”或“权力分立”的基础。“制宪”与“修宪”的差别是一种存在论差别，可以制定一种关于修宪权限的宪法律条，但不可能有一种关于何时启动制宪权力的实定的或先验的程序。［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