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是对于社会现实的研究．其中历史(研究个别事件的)接近于文学艺术，事实上，它经常都是后者的一部分，而社会科学(研究普遍规律的)则接近于自然科学。知识日益僵硬地分化成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在认识论上的侧重点被此不同．于是研究社会现实的学者往往不知不觉地陷于两者的中间，在这些认识论问题上歧见甚深。
但是，上述种种均发生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科学已经战胜了(思辨)哲学，并在知识领域里逐渐地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声誉。奥古斯持·孔德曾经宣布科学和哲学已经离异，尽管实际上这种分裂主要是对亚里士多德式的形而上学的拒斥，而不是对哲学研究本身的拒斥。不过，提出的问题还是实在的：世界是否被决定论的法则所支配?(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还有地位和作用吗?这类思想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些假定的政治寓意。从政治上说，决定论法则的概念似乎有助于通过技术统治的手段对潜在的无政府主义变革运动进行控制。另一方面，也有一批人在竭力地捍卫特殊的、不受决定论制约的、想象性的事物，因为从政治上说这样做对他们更为有利。这批人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借维护现存制度相传统的名义抗拒以技术官僚体制为取向的变革，另一类则在努力地争取种种更为自发、更为激进的可能性，欲使人的作用能够介入到社会一政治领域中去。这场争论持续不断，但却难免有失平衡，它在知识领域造成了如下的后果：科学(物理学)到处都受到顶礼膜拜，而在许多国家，哲学则被挤到大学系统中的一个越来越小的角落。对此，某些哲学家最终作出的反应就是重新界定他们的活动，以更好地适应科学风尚(维也纳学派实证主义者的分析哲学便是如此)。
科学被宣布发现了客观实在，它所采用的方法能使我们走出心灵，而哲学家据说只会思想，并将他们的思想所得形诸笔墨。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当孔德和穆勒致力于确立分析社会世界的种种规则时，他们都毫不含糊地坚持了对科学和哲学的这种认识。孔德恢复了“社会物理学”这一概念，借机阐明了他的政治关怀。他想把西方世界从“系统性败坏”的处境中拯救出来，他认为，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一直十分猖獗，由于这个缘故，“系统性败坏”业已“成为统治的必不可少的工具”。照他看来，主张秩序的人坚持某些早已过时的教条(天主教的和封建的)，而赞同变革的人则坚持某些源自新教的纯粹消极和毁灭性的理论。依据孔德的观点，社会物理学将会导致秩序和进步的调和，因为它把解决社会问题的任务交给了“少数受过适当教育、有才智的精英”。这样，通过树立一种新的精神权威，革命便会“终止”。新的社会物理学的技术统治基础和社会功能由此得以明确。
在这种新型的知识结构中，哲学家将成为——用一个著名的套语来说——“研究普遍性的专家”。这意思是说．他们的任务是把天体力学(它在拉普拉斯对牛顿力学的发展中已经臻于完善)的逻辑应用于社会世界。实证科学代表着从神学、形而上学以及其他一切现实“解释” 模式中的彻底解放。“因此，在知识的每一分支中，若要使我们的各项研究具有实证性，那就必须把它们的范围加以限制，只去研究实际存在的事实，而不必努力地去了解这些事实的初始原因或最终结果。”
在英国，穆勒也与孔德持有相同的见解，他们两人有时还互相通信。穆勒不谈实证科学，而是大谈精确科学，但他所坚持的仍然是天体力学的模式：“(涉及到人的科学)远不具备天文学领域中业已实现的精确性标准。不过，它没有任何理由不能成为象现在的潮汐学或以前的天文学那样的科学，当初天文学计算也只不过是掌握了主要的现象，而对各种摄动现象则无能为力。”
尽管社会科学内部分化的基础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明确地形成，然而，只是在1850至1914年间，从社会科学学科结构中反映出来的思想多样化，才以我们今日所知的形式在主要大学里得到正式承认。诚然，在1500至1850年期间，已经有一类文献涉及到许多今日归于社会科学名下的核心问题，如政治制度的运作、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关系准则以及有关欧洲以外的政治体制的描述。我们现在不仅能读到马尔萨斯、李嘉图、基佐、托克维尔、赫尔德、费希特等生活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思想家的论著，而且还能读到马基雅维里、博丹、配第、格劳秀斯、法国重农主义者和苏格兰启蒙主义者的论著。我们甚至还能在这—时期发现有关社会犯罪的讨论，如贝卡里亚就写有这方面的书。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还不完全符合今日所理解的社会科学概念，并且在这些学者中间，还没有哪—个人自认为是在后来所说的独立学科的框架内从事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