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地球的这种有限性不是，至少直到最近为止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尽管无限进步的理想和景观要以时空的无限性作为支撑，但是．能否通过技术上的进展在人类事物中不断地臻于进步，那要取决于能否认识相探索世界．取决于是否在某些关键的方面(尤其是在认识论和地理学方面)对世界的有限性怀有信心。的确，按照当时的一般假定，我们若欲取得进步，就必得彻底消除我们作为发现者所受到的一切阻碍和限制，使自己能够自由地去揭示各种内在的秘密，发掘可触及的世界里的各种资源。迄至二十世纪，地球空间的有限性似乎主要地有助于推动西方人按照进步的要求去从事探险和开发活动．赋予他们的统治欲望以切实的可行性。在二十世纪，随着地球的空间炬离缩小到一个似乎带有束缚性的水平上，地球空间的有限性甚至可以用来提供一个新的刺激，促使人们把探索的触角日益广远地向上向外伸张，从而更进—步地扩大统治的范围。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和过去的栖身之所看上去与其说像一个根据地，倒不如说像一座发射场，从这里，我们这些掌握了科学的男人(以及少数几个女性)可以拔地而起，在太空中翱翔，确立自己对越来越广大的宇宙一体性的支配地位。 进步和发现或许是此处的关键词，不过，为了获得一套完整的词汇，我们还需要另外再加进几个词，如科学、统一性、单纯性、支配甚至“宇宙“。十七、十八世纪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主要衍生于天体力学的研究。起初，当人们试图确立对于自然法则的科学探索的合法性和优先性时．他们井未将科学和哲学加以区分，即使是在对这两个领域进行区分时，他们也把两音看成是共同探寻世俗真理的同盟。 然而，随着实验性、经验性研究对于科学观界的重要性日益加强，哲学在自然科学家的眼里也日益成为神学的替代物，同样因其先验的真理断言不可验证而备受责难。早在十九世纪初期以前，两个知识领域的分化业已失去了它们原先作为两个“独立而平等的”领域的意义．而开始着上一层等级的色彩，至少在自然科学家眼里是如此：一方是具有确实性的知识(科学)，另一方是想象性的、甚至虚假的知识(非科学的知识)。到十九世纪初，科学终于大获全胜，其独尊地位在语言上得到反映、人们把不带限定性形容词的“科学”一语主要地(而且经常是唯一地)与自然科学等同了起来。迄今为止，自然科学一直都在竭力地为自身争取与另一种称为哲学的知识形式完全相异甚至截然对立的社会思想上的合法性，而上述事实则标志着自然科学的这种努力达到了顶点。
科学，亦即自然科学的性质得到了清晰的界定，相形之下，与之对应约那种知识形式就不那么明确了，人们甚至在给它起一个什么名字上都从来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它有时被称为多文科(arts)，有时被称为人文科学(humanities)，有时被称为文学或美文学(belles—1ettres)，有时被称为哲学(Philosophy)，有时甚至被简单地称为“文化”，而在德文中则被称为Geisteswissenschaften(精神科学)。这种知识形式的面目和重心可谓变化多端，缺乏内在的凝聚性，致使该领域的从业者无法就其学科的重要性向官方提出辩解，更无法纪成统——的联盟，因为他们似乎根本没有能力创造出任何“实际的”成果。围绕着何谓有效知识这—问题而展开的认识论较量，其焦点不再是谁有权来操纵有关自然界的知识(迄至十八世纪，自然科学家显然已经赢得了对这个领域的独占权)，而是谁有权来操纵有关人类世界的知识。
近代国家亟需更加精确的知识来作为制定决策的基础，这种需要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导致了——些新的知识门类的出现，只是它们的性质和范围还不十分明确。社会哲学家开始谈论“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欧洲的思想家们也开始认识到，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社会体制(“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波斯人?”)，对其形态各异的待色应当加以解释。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大学(自十六世纪以来，它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濒于消亡的机构，这是由于它原先与教会的联系过于紧密的结果)在十八世纪晚期、十九世纪初期得到了复兴，成为创造知识的主要制度性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