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把生活想象成一道巨大的难题，想象成一个方程式或一组部分地相互依存、部分地相互独工的方程式……要知道，这些方程式都十分复杂，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惊奇，而我们时常都不能求得它们的“根”。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
我们能够对人类的本性、人类彼此之间的关系、人类与各种精神力量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创造并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制度进行理智的反思，这一想法至少同有记载的历史一样古老。普通的宗教文献探讨这类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文献同样也探讨这类问题。除此而外、还有各种世代相沿的口传智慧，它们往往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获得书面定型。这些智慧果实要么以启示的形式呈现出来，要么就是对某些永恒真理所作的理性演绎。尽管如此．毫无疑问的是，其中仍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世界上的这一或那一地区的丰富而漫长的人类生活经验中归纳筛选出来的。
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科学正是这种智慧的后裔，不过它乃是一个关系疏远的后裔，或许经常还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后裔，因为社会科学有意识地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务，那就是去追寻超越于任何公认的或演绎的智慧之上的真理。社会科学是近代世界的一项大业，其根源在于，人们试图针对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这一努力自十六世纪以来逐渐地趋于成熟，并且成为近代世界定构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方面。这种知识被你为scientia，意为“知识”。当然,从语源学上讲，哲学的本义也是“知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爱知”。
几个世纪以来，所谓经典的科学观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它基于两个前提，一个是牛顿模式，认定有一种对称格局存乎过去与未来之间，这是一种准神学的视界：如同上帝一样，我们也能够达致确实性；既然万物共存于永恒的现在，因此我们不必区分过去和未来。第二个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它假定自然与人类、物质与精神、物理世界与社会／精神世界之间存在看根本的差异。托马斯·胡克(Thomas Hooke)曾于1663年为皇家学会草拟丁一份章程，他为该学会确立的宗旨就是“通过实验手段增益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他还补充了一句话，强调皇家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这些章程业已体现出，认识方式分化成了斯诺C.P.Snow)后来所说的“两种文化”(two cuLtures)。
科学开始被界定为对于超越时空、水远正确的普遍自然法则的追寻。亚历山大.柯伊雷在梳理了白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欧洲人空词概念的转变后指出：
新手宙论所设定的无限宇宙在空间广延和时间绵延两方面都是无限的，其间永恒的物质依照水垣而必然的法则无止境、无目标地运动着。这个无限宇宙秉承了神的一切本体论属性，不过也仅仅秉承了这样一些属性，其余的都被远遁的上帝随携而去了。
自然，远遁的上帝的其他属性包括基督教世界所尊崇的种种道德价值，如爱、谦卑和仁慈。在此，柯伊雷对于取代它们的那些价值未置一言但我们知道，远遁的上帝所留下的并不完全是一个道德真空。如果说天空被推展列极限以外，人类的野心又何尝不是如此。进步成为一个操作性的语汇，它现在被赋子了一种新近获得的对于无限性的意识，并且随着物质成就的不断取得而大大强化了。
柯伊雷所说的“世界”并不是指地球，而是指宇宙。的确，可以认为，在同一时朗，西方世界对于地球空间的感性认识正发生一个逆向的转折，人们开始意识到地球空间的有限性。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伴随着横越地球的探险航行，地球才逐渐地围绕着它的球形结构收拢。诚然，这个球体的圆周比哥仑布所想象的要大得多，然而它却是有限的。通过对地球资源的利用，并且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同一些探险航行还进一步开拓了商业通道，结果造成劳动分工的扩大，而在以后的岁月里．社会距离和时间距离都将随之而不断地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