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人们试图在经验发现(与“思辨”相对而言)的基础上确保并推进关于“实在”的“客观”知识，社会科学领域中多学科的创立便是这项一般性工作的—‘部分，其根本宗旨是要“认识”真理，而不是去创造它，直觉它。不过，这种知识活动的制度化进程并不那么简单，也绝非一帆风顺。首先，这种知识活动是应该成为—种单一的活动呢，抑或应该像后来那样划分成几个学科，对此人们在刚开始时并不十分清楚。而且，在刚开始时人们也不太清楚通往这种知识的最佳途径，不知道什么样的认识论是最富于成果或最具有正当性的。尢其不清楚的是，社会科学能否在某种意义上被看成是“介于科学与文学之间”的“第三种文化”，如沃尔夫·莱彭尼斯后来所表述的那样。事实上，所有这些问题都从来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去注意实际作出的种种决定，或者绝大多数人所把持的流行观点。
首先应该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一制度化进程发生于何处。在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地区：英国、法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诸国以及美国。大多数学者、大多数大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都云集在这五个地区，其他国家的大学无论是就数量而言还是就国际声誉而言都无法与这五个地区的大学相比肩，我们至今仍在阅读的绝大多数十九世纪论著，也都是在这五个地区写就的。第二点需要注意的是，众多“研究主题”和“学科”的名称也是在这个世纪提出的。然而，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围绕着少数几个名称已经有了广泛的趋同或共识，而其余的候选名称则或多或少被抛弃了。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这些名称主要有五个：历文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在这份清单上，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东方学(在英语中称为Orientalism)，尽管其本身并未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是一门社会科学。为什么不把地理学、心理学和法学也包括进去，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再作解释。
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率先取得自律的制度化形态的学科实际上是历史学.诚然，许多文学家都坚决反对给他们的学科贴上社会科学的标签，有的人甚至直到今日也依然如此。不过，我们仍将文学家与其他几门社会科学之间的争端看成是社会科学内部的争端，这一点容后再加阐明。 文学当然是一门古已有之的学问．这个术语本身也很古老。对过去的叙述，尤其是对本民族过去的叙述、乃是知识领域里的一项人所熟知的活动，帝王传记式的历史一直都受到当权者的鼓励。十九世纪发展起来的新型历史“学科”的显著特点是．它严格地强调应该去探明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ist(即“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是兰克Ranke的名言)。这种主张究竟针对的是什么呢?主要是那种讲述想象的或夸张的故事的做法，因为这些故事迎合读者的趣味，或服务于统治者和其他权势集团的当下目标。
我们很难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兰克的口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科学”在同“哲学”的较量中所利用的各种主题——对客观、可知的现实世界的存在的强调，对经验证据的强调，以及对学者的中立立场的强调。而且，史学家象自然科学家一样，不应该在先前的文字著述(图书馆、读书的地方)或他们自己的思想过程(书房，思考的地方)中寻找材料，而是应该在一个能够收集、存储、控制棚支配外在的客观数据的地方(实验室／档案馆，从事研究的地方)寻找材料。
文学和科学在反对思辨哲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正因为如此．两者就都被纳入近代知识形态(与中世纪的知识形态相对)的范畴。另一方面．文学家之所以拒斥哲学，一部分原因也在于哲学要求人们去探寻能够解释经验数据的一般构架；他们感到，对于社会世界的科学“规律”的探索只会使人重新陷入谬误。于是，对史学家而盲．其所秉持约拒斥哲学的立场就具有了双重意义．正是这一点解释了他们如何能够通过自己的著述既反映出科学在欧洲人思想中所占据的新的霸权地位，同时又强烈地预示和倡导一种注重个别性的反理论化姿态。因此，在整个十九世纪，绝大多数史学家都坚持认为他们应归属于文学院，而对正在缓慢流行的社会科学这个新范畴则持谨慎的态度，避免与之相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