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不足以为建立—门新的学科提供充分的辩护，它毕竟可以继续在哲学系里讲授，并且实际情况也确乎如此。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目标：它把经济学也合法化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时，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已经遭到贬斥，因为人们提出这样—个论点：国家和市场是按照而且也应该按照各自不同的逻辑来运行；为了确保它的延续性，从长远来看．这就必然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学科来对政治领域进行科学研究。
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合演丁一首四重奏，它们在十九世纪(无疑直到1945年)逐渐地成为大学里的一些学科。在这整个过程中，对它们的研究主要局限在作为它们共同发源地的那五个国家，不仅如此，它们也主要是对那五个国家的社会现实进行描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五个国家的大学完全忽略了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其实它们只不过把自己的研究分成了一个一个的学科而已。
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牵涉到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并且在多数情况下还伴随着对这些民族的征服。按欧洲人的经验范畴来说，他们遇到了两类截然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有些民族生活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他们没有书写系统，他们似乎也没有共同的、覆盖广大地区的宗教系统，与欧洲人所拥有的技术相比，在军事实力上也较为薄弱。用以描述这些民族的一般性术语开始被采用：在英语中它们通常被称为tribes(部落)，在其他一些语言中则被称为races(这个词还有另外一种用法，它可以指按照肤色和其他生物学特征来划分的很大的人种群。为了避免造成混淆，这个词后来被弃置不用了)。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了一个新的学科领域，称为人类学。正如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开始于大学校园以外的各种社会改革协会的活动，人类学在大学校园以外也主要是从探险者、旅行者以及欧洲列强的殖民机构官员的活动开始的；如同社会学一样，它随后也作为大学里的一个学科而被制度化，然而它又是一个与其他研究西方世界的社会科学完全隔绝的学科。
正如早期的文学家受到普遍历史的诱惑一样，某些早期的人类学家也迷恋于人类的普遍自然史。尽管如此，来自外部世界的社会压力还是迫使人类学家成为研究特定民族的人种学家，他们通常从生活于他们国家的内部或外部殖民地的民族中挑选自己的研究对象。这几乎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研究者必须采用一种围绕实地调查而建立起来的方法论(从而满足以科学精神从事经验研究的要求)，并且还必须在某一特定的地区以参与者的身份进行观察(从而满足对所观察的文化具备深层知识的要求），这是一种为理解所需的知识，当然，由于科学家置身于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之中，要获得这种知识是非常困难的)。
介入式的观察方法容易背离科学中立性的理想。除此而外，人类学家(如同传教士一样)经常都按捺不住地要替他或她所研究的民族充当调解人，在该民族与欧洲征服者之间往复周旋。之所以如此，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人类学家一般都是实施殖民政策的大国的公民，而他或她所研究的民族则是生活在殖民地的被征服者(例如英国人类学家在东非和南非．法国人类学家在西非，美国人类学家在关岛或研究美洲印地安人的美国人类学家、意大利人类学家在利比亚)。凡此种种，也都不符合科学中立性的原则。把人类学家固定地安置在大学结构中，这是一个影响很大的举动，因为这样一来，人类学家便只能依照科学的规范前提继续从事人类学研究。
对这些文化“在未经接触以前”的原始状态的探寻进一步使人种学家产生出这样一个信念：他们在同——用埃里克.沃尔夫那句尖刻的话来说——“没有历史的民族”打交道。有鉴于此，人类学家原本可以改弦易辙，去接受一种与经济学家相同的态度，即面向现时，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结构人类学在1945年以后所完成的正是这种转向)。然而，在刚开始时，人类学家的首要任务却是去为他们所从事的差异性研究提供正当理由，捍卫“未能成为欧洲人”的道德合法性。因此，人类学家沿循与早期文学家相同的逻辑，坚决抵制建立普遍规律的要求；他们所推行的主要是—种注重个别性的认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