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为管理技巧的制度以伦理为基础。
从哲学伦理学角度来看，管理是人的活动和行为，作为人的活动和行为，它是由人的需要所引起和推动的。所谓人的需要，是指人对外部世界的缺乏和等待状态，反映的是人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关系和特性。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人必然开展活动和交往，活动和交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形成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本来就是人们集体劳动、相互合作的产物。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冲突和对立。为了把社会控制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人们逐渐把自己的行为和活动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模式化、固定化、程序化，这就形成了制度和规则。这些制度和规则实质上就是人类的一种管理技巧和管理方式。而这些制度和规则不仅包括法律、政策等体现为文字的管理手段，包括警察、法庭、监狱，军队等国家机构，而且还包括宗教、艺术、伦理和道德等人文力量。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制度“是一个价值实体，它包含着一整套关于人的本性及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价值观”。或者说，每一种制度“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含义”。同时，任何一种制度“都需要一套规律，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来为它辩护，并且需要一种个人的良知促使他去努力实践它们。”[13](P.322-324)
2、管理以人性假设为前提。
由于管理是人的需要所驱动和引起的，而人的需要本身就是人性。所以管理具有深厚的人性根基。管理学家麦格雷戈曾在《企业的人性面》中说过：“在每一个管理决策或每一项管理措施的背后，都必有某些关于人性本质及人性行为的假定。”[14](P.223)正是秉持着这一种看法，管理学史上曾有许多管理学家提出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复杂人”等关于管理的人性假设，而在这些人性假设的基础上制定了许多富有特色的管理学理论和模式，如“X理论”、“Y理论”、“X-Y理论”及“Z理论”等，这些人性假设及其相应的管理理论对人类的管理活动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管理的发展。
3、人的行为受伦理的制约和影响。
管理作为人的活动和行为，的确离不开人的价值观特别是善恶、是非等伦理道德观念的支撑和推动。心理学中有一个行为主义学派，过去的行为主义科学家们坚持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认为人是由低等动物偶然进化而来的，因而有意无意地奉行人的认识愈客观、准确、科学，就愈远离道德和价值观的信念。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对此种信念不以为然，他经过深入地研究和多方面的实验，认为我们不仅不能撇开价值观来研究人类，而且应该把价值观作为行为科学的精髓，真、善、美、正义以及欢乐等等都是人类的内在本性，是人类生理特性的一个组成部分。”[15]马斯洛的观点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人的任何行为都会受到价值观特别伦理道德观的制约和影响，人们必定会把自己的价值观灌注到自己的行为包括管理行为之中。因而在人的各种管理行为包括对自身的管理、对自然的管理、对社会的管理等行为中都不能不涵括伦理、道德问题。
二
伦理是现代管理的应有追求的观点，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可以找到丰富、坚实的思想文化依据。中国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思想和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关于非正式制度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的分析充分证明了伦理是管理的应有追求。而现实社会的诸多压力则迫使现代管理走向伦理化境界，现代管理尤其是经济管理中的种种经济丑闻、社会压力增加、竞争加剧等因素都直接推动现代管理走向管理的新的历史阶段——合乎伦理的管理阶段，走向管理与伦理的统一。
1、中国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思想说明伦理是管理的价值目标。
中国儒家伦理在我国数千年的社会发展历程中起到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有着丰富的维护社会稳定、管理国家的治国思想。治国其实就是管理国家的意思，而儒家的管理国家的理论就是合乎道德的管理理论，儒家管理的思想基础就是管理应是合乎道德的管理。”[16]自从孔子提出“为政以德”[17]的主张后，儒家的各代传人都先后论述了道德在国家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孟子提出“以仁得天下”，[18]董仲舒提出“以德为国”，王充主张“治国之道当任德”等等，这些都充分证明儒家对合乎道德的管理，合乎道德的治国一直是十分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