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集中流向荆襄山区，先屯聚而后起义。逃移之民大多流入荆襄，“皆因各处被灾，公私急逃而来也”（３２）。封建朝廷为了镇压流民起义，动用了大批的人力与物力，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影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尽管统治者一再恩威并用，招抚不成，即用高压，在那里附籍，安家落户者仍有５０余万人。他们如同明初移居“宽乡”者一样，有利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他们由耕田转为种山，为后来在山区治地，发展多种经济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另外，这一阶段“折色”的进一步推广，也是增加农村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明初，承前代旧制，赋税征收实物。洪武时“折色”的范围还不广泛，只限于个别地区和“折收逋赋”。永乐时，“民间用银，仍有厉禁”。正统初，诸方赋入折银者几半。然北方各省仍以实物地租为主。成化末年，李敏为户部尚书时，北方两税才皆折银。商人开中，亦于成化间始用银折纳，并于弘治四年正月正式制度化，“通折以银”。至此，折色才逐渐全面放开。
折色固有不少弊端，但它的出现，是“本末”观念的一大变化，是顺应商品生产发展的潮流，更为后来农村中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条件。不仅为白银的广泛生产与流通，为古代实物地租向近代货币地租转型铺平了道路，而且激发了乡里小民为得到银两纳赋完租而改变单一种粮的传统习惯，增强商品意识，弃农从工从商，或弃粮改种经济作物，发展多种经营，调整农业经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