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可以明确而肯定地说，他们都不是朝廷组织的“移徙”之民。而完全是无定向“辗转流移”之民。
其次，在这些逃亡的人们中，有些是在元末战争中已经弃家他走，但绝大多数都是明王朝建立以后，由于经济剥削等原因而逃亡的。无论是还乡复业者，还是累招不还者，都是如此。洪熙元年十二月明宣宗说：浙江海守“一县几何民，而逃者九千余户。此必官不得人，科敛无度所致”（１０）。至宣德年，明宣宗又说：“人情皆欲安居，谁肯弃业他徙。只缘有司不善抚恤，横征暴敛，致其如此”（１１）。他还说：“天下人民，国初俱入版籍，给以户帖，父子相承，徭税以定。近年各处间有灾伤，人民乏食，官司不能抚恤，多致流徙”（１２）。正统时，明英宗说：“今岁未为荒歉，而民流移如此。盖由府、州、县官尸位素餐，苟且度日。稍有科差，则放富差贫。征收税粮，则横加科敛。或徇势要所嘱，督追私债，甚于公赋。或为豪猾所饵，通同侵渔，无所不至。以致小民不能存活，弃家业，携老幼，流移外境”（１３），“迁徙不常”（１４）。由于农民大量逃亡所引起的荒芜田地、究竟有多少，因史无明文，不敢妄猜。然以逃亡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地区之广，而又有不少人“累岁招抚不还”，则不难想象其后果之严重。从当日皇帝的诏令与臣僚的疏中，一再提到的“田地荒芜、庐舍荡然”；“流徙死亡，道路相挤”；“逃徙数多，复业数少”；“逋负税粮，遗累乡里”之类的言词、亦能略知大概。为全国首富之区的江南苏州、松江二府，永乐四年九月得到朝廷救济的复业流民凡１２万户，按户五口计，为６０万人。没有得到救济和尚未复业者，又不知有多少。后来周忱说：“苏松之民尚有远年窜匿，未尽复其额。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芜者”。苏州府太仓城，洪武二十四年黄册原额６７里，８９８６户。至宣德七年只剩下１０里，７３８户（１５）。四十一年间户口逃绝十分之九。苏、松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据官方统计，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全国田土８５７７６２３余顷（１６），１０６５余万户，６０５４余万口。从洪熙元年（１４２５年）起，全国田土一直只有４００余成顷，９９０余万户，５０００余万口。短短几十年，田土减少４００余万顷，户减近百万，口减千余万。除册文讹误、豪强欺隐之外，农民逃亡，“田地荒芜”以及“流徙死亡”，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明初两种不同形式的人口大流动对农村经济发展影响的视角分析，两者都有其局限性。封建国家实施大移民的出发点，意在“田野辟，户口增”（１７），以复兴为战争破坏的农村经济为基本任务和终极目标。对此，无需解释。移民的去向便是最好的证明。在数百万的移民大军中，除了一些具有手工业专长的技匠移入京师等处城市，专门供役于各种劳务工程，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以外，绝大多数都是从此地农村移到彼地农村，由内地农村迁入边区农村，他们的身分、地位、职业丝毫没有改变，依然被牢牢地捆在田土上，继续从事“本业”，即农业生产。土地也同样主要还是单纯种植粮食作物。屯垦的军人、农民、商人、富民、囚犯，都是“专以务农重粟为本”，资金投入和劳力分配用于发展经济作物的，比例极少。即使一些移徙京师地区的，也是以种粮为先务。所以，这次移民运动根本没有改变农村的单一经营方式，没有启动农村经济的全面开发，更谈不到改变农村的经济结构问题。而逃民的大量存在虽然引起不少田地荒芜，生产破坏，妨碍了农村经济的复兴，有些地方以至重新成为人烟继绝之地。但它决不能抵消朝廷移民运动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因为其时它只是四散流徙，尚未形成大规模的屯聚；人数固多，但绝大多数已陆续还乡复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还不甚明显。
三
十五世纪中叶，朝廷发动的移民运动已经结束。公元１４４９年，“土木之变”以后，形势突变。明王朝繁荣富强、“太平盛世”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随之而来的是，朝政日非，国力衰退，土地兼并盛行，社会动荡不安。封建统治者为了保证自己的享用和国家的财政收入，开始在农村广建“皇庄”，“加派”赋税，进一步扩大“折色”代租的范围。于是，中国农村在明初众多逃民尚未还乡复业的情景下，又出现了新的人口流动局面。而且由于形势的变化，流动的形式和性质也具有新的特征。相当一部分农民流入寺观，僧道人数骤增，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１８）。但基本的还是大量转徙于农村。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与封建王朝形成严重的军事对抗。从而使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为之大大减弱，由迅速复兴而转入迟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