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情况说明，胡耀邦在理论问题上与邓小平的第一次接触，就是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交换看法。胡耀邦通过《“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表达的对“继续革命”的怀疑和否定态度，邓小平表示完全同意。可以说，这是拨乱反正的一次重要酝酿，具有重大的意义。《理论动态》第一期刊登的这篇文章，胡耀邦认为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这篇文章、这件事，中国的拨乱反正史是应当加以记载的。
吴江在书中说，《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由胡耀邦亲自编辑，亲自出题并最后定稿。从一九七七年七月到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胡耀邦卸任（不兼中央党校职务），这个刊物共出345期（第345期出刊日期是4月25日）。将来如果有人愿意研究“文革”以后的拨乱反正史，我相信，这个刊物将会成为一份重要史料。（该书第23页）我认为，这是中肯之言。 关于民族主义，一向说法甚多。首先，对于“民族是什么？”这一问题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以致一位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竟会说：“‘民族’乃是通过民族主义想象得来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借着民族主义来预想‘民族’存在的各种情况。……真实的民族却只能视为既定的后设产物，难以讨论。”他还进一步说：“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1] 前一句有些走极端，矫枉过正，导致谬误。后一句有一定的道理，但终有片面之嫌。
现在人们通常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人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从斯大林的定义来的。稍加严格考察就可发现，这个定义很难普遍适用。所以不能绝对化。而且，霍布斯鲍姆考察政治生活特别是国家产生与发展及政府作为在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无论如何不应该把民族看成是想象或被设定的产物。至于说“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显然有很大的片面性。
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可能去详细讨论有关民族主义的诸多理论问题。
中国古代关于民族的观念，主要是“华夷之辨”。而“华夷之辨”主要是文化上的区分。华，是华夏，指以汉族为主体，生息繁衍于中原地区的人民。夷则指周边民族。中原地区的人民，其文化高于周边民族。随着历史的发展，华的范围逐渐扩大，可以认为它包括陆续接受汉文化的其他民族。华人以文化高于周边民族，因而长期存在着只可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的民族观念。这是近代以前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到了近代，中国遭遇到众多完全不同于古代周边民族的民族，所谓“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中国人首先认识到，西人之技艺远过中国；进而认识到西人治事、治政皆有可法处。康有为1879年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敌视之”[3]。张之洞谈到仿西学，亦不限于西艺，包括西政（自然不包括根本政治制度）。但直到民国初年，除少数先进分子，绝大多数中国人仍认为在礼教人伦方面，中国仍远胜于西方。此点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来，才有根本性的转变。
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即近代东来的“西夷”，步步进逼，严重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在这样严峻的挑战面前，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被震荡，被激化，为谋求生存，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奋起抗争，自求振作。
这就是说，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空前的变局之下，因受外力刺激而迅速发展起来。一方面，在具有高度文化的“西夷”面前，不得不放弃古代的华夷观念。一方面，在“西夷”的侵略面前，为谋自救而激活民族意识，此民族意识已逐渐摆脱古代的华夷观念，而导向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因此是一种近代的民族主义。
海内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几乎都一致认为梁启超是揭示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其首倡之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