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种方法的共同点
尽管两种方法具有不同的争辩语气，但这些资本主义效率理论具有几个共同特征：
1．分析基于比较静态方法。
2．初始条件是没有强制的抽象系统。
3．人类行动被两分为自由或被强制。
4．资本主义制度被认为是纯自由自愿交易的结果。
这四点使NIE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面临三种批评：（1）“分析上的”批评，因为以帕雷托效率为证据是错误的；（2）“方法论上的”批评，因为从比较静态分析到历史分析的转变非常勉强；（3）“现实主义的”批评，因为所考虑的过程不符合历史事实。
首先，如上所述，这四点（即使承认它们正确）不足以证明资本主义帕雷托有效。但问题是它们都是站不住脚的。作为比较静态背景的一部分，威廉姆森“最初存在市场”的假定可能无关紧要。但是在其他背景中，初始条件便有关了：我们不能随意假定这个或假定那个。历史可以被不同地解释，但不能被假定为“好像”（as if）。 “最初存在市场”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论断。同样，张五常假定个人完全自由的状态事先存在也是错误的：这种状态（如果曾经存在过）不能被看作是更早的生产和分配的组织。张五常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这种历史分析的脆弱性导致威廉姆森、张五常和普特曼的解释都有问题：在最佳情况下（at best），历史案例被特定地选择； 在其他情况下，它们完全“被假定”，而与真实背景无关。
此外，三种批评的关键都在于人类行动可以分为自由和受强制的假定。这样分类是为了绕过经济权力问题，下一部分我将讨论由此造成的局限。
七、结论
我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NIE中，经济权力分析与企业分析是不相容的，这从理论上削弱了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交易成本最小化过程的效率结果的一般解释力。这种理论脆弱源于两个不相容的目标：（1）把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社会关系描述为平等主义；（2）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特征。体现脆弱的不同形式依赖于两个目标中哪一个被置于优先位置。
在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中，优先任务在第一个目标。为完成这一任务，他们相信用这种方法可以否认企业和市场中真正权威关系的存在，而放弃了描述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企业特征的目标。这使他们的企业理论出现经济权力与企业之间的相容性问题。
在威廉姆森方法中，优先任务在第二个目标。为提供企业的内洽性定义，威廉姆森引入了权力概念。尽管他是用纯自愿术语来分析经济权力，但经济权力的引入却损害了资本主义制度效率理论的一般内洽性。于是，在经济权力的讨论中出现了经济权力与企业之间的相容性问题，经济权力被用于企业特征描述，却没有被用于资本主义制度效率分析。
两个目标的不相容可能意味着二者不能兼顾。这只是表面情况。事实上，两种方法的脆弱性源于自由-强制两分法。这种两分法一方面是确保两个目标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却没有理论和经验基础。更仔细的分析表明，这两种方法看起来不同，其实差别不大。它们都把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为纯自愿交易的结果。这要求制度约束系统被当作给定：尽管没有明确断言，但是只有把个人约束当作给定，社会交易才可以被看作“自由”自愿行动的结果。关于资本主义存在权力关系的不同命题因而只是形式上的：威廉姆森科层分析的基础是，用自愿合约关系来表达的经济权力概念；权力和权威关系始于双方相互同意，止于合约期满。因此，权威本身是一种自愿决策（给定制度系统强加给每个人的约束）。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也如此，正是制度系统被当作给定的假定，才使选择建立权威关系可以被看作双方自由的关系。
NIE把个人决策集当作给定，也不讨论什么造成了个人决策集在质和量上的差异，这给了资本主义制度效率问题一个特别的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效率不是通过比较不同制度系统的约束及其产生的经济结果而被证明；相反，它是通过假定个人行为是决策过程最优化的结果（也许受计算能力的限制）而被推导，“给定现有制度约束”。经济制度效率分析的纯自愿合约方法成为循环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