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如果加工过程集中在出口加工区或保税区进行，海关就便于实施有效的监管。但我国的加工贸易并无地域限制，从沿海到内陆，可谓星罗棋布，确实不易监管。再加外贸企业有经营权而缺乏加工能力，生产企业有加工能力而没有经营权，工贸脱节，漏洞不少，以致不法之徒有隙可乘，将保税进口的原材料和中间品在国内倒卖以谋取厚利。例如，1997年海关查获的走私大案中约有一半左右的金额是利用加工贸易渠道进行的。
必须指出，以上的矛盾不是由加工贸易这个利用国际分工的形式本身所产生的，对于两种平行机制只要不断协调，统筹兼顾，使之保持恰当的平衡，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对于走私，中央已下定决心，全面进行打击，同时1997年银行建立了加工贸易台帐制度，海关和外汇管理局也进一步加强了加工贸易进出口的核销措施。因此，利用加工贸易进行走私的非法活动正在受到遏制。
当前加工贸易的主要问题在于本身还处于低级阶段，其特点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即原材料和零部件依靠客户供应或自行从海外进口，加工装配后的成品又通过客户所掌握的销售渠道进入海外市场，我国企业只是发挥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势，收取有限的工缴费，而要创收更多的外汇，就只有大进大出。为了进一步利用产业内分工的潜力，分享更大的利益，必须加快加工贸易的升级，其关键是抓好中间品的进口替代，即以更多的国产成份取代外来的中间品，使产品的国际价值链中有更多的环节转移到国内，这不仅能提高产品的国内附加值，增加创汇，也能扩大与国内上下游相关产业的联系，从而使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发生更大的拉动作用。
回顾70年代初期和末期的两次能源危机，迫使西方发达国家加速调整产业结构，一系列产业向外进行梯度转移，东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中国大陆移植。我国的加工贸易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中兴起的，其中较成功的便是家用电器，从加工组装发展为成熟的产业，并开始走向世界市场。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着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产业内分工不断向纵深发展，客观上出现了新的机遇，只要政策对头，措施得当，我国的加工贸易就能登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四
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是相伴而行的。生产力的飞跃要求各国从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都作出相应的调整，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协调，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便是这样的产物，它的8轮回合降低了关税水平和传统形式的非关税壁垒，促进了全球化的趋势。
世贸组织已有137个成员，由于政治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成员之间必然存在不同的利益和要求，因而交织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少数发达国家对全球化起着主导作用，故它们在世贸组织内也力图保持最大的影响，谋取最多的利益，特别是在“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中，美国假自由化之名，在世界经贸领域推行霸权主义。例如，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赫尔姆斯—伯顿法”（官方名称为《古巴自由与民主团结法案》），要求古巴赔偿1959年革命胜利后所没收的美籍古巴人（实际上是在美国的古巴流亡者）的资产，规定任何外国公司不得收购或租借这些资产，否则美国今后将拒发其赴美签证，并禁止全球的美国企业向这些公司提供信贷，美籍古巴人有权起诉这些公司。古巴政府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广大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声援，一致谴责这是侵犯他国主权的强权政治，甚至欧盟、日本和加拿大也都批评美国把国内立法凌驾于世贸组织的准则之上，妨碍成员正常的投资和贸易活动，是滥用治外法权的恶劣典型。由此可见，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继续强调尊重国家主权这一国际法准则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不仅发展中国家如此，发达国家也十分注意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又如，1997年韩国大宇集团要收购法国汤姆逊集团的电子部门，顿时在法国国民议会引起轩然大波，收购谈判旋告中止，因为该部门是国防订货的主要承包商，涉及国家安全，议会不得不进行干预。以上事实告诉我们：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必须具有抵抗外敌入侵，应付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变的物质基础，这种物质基础除了国土、自然资源等以外，还包括构成经济命脉和综合国力主体的产业，扶植和保护这些产业是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