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上述趋势，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相形之下都显得严重滞后。1998年服务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占16.5%，而世界平均水平约为20%左右；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33%，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印尼、菲律宾等国约10个百分点（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年鉴1999》，第57页。）。这种落后状况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思想和体制障碍所造成的。在思想方面，过去政治经济学中某些僵化的观点把我们引入了理论误区，即认为除了运输以外，服务贸易的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看不到它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对全面提高生产率的意义，因此只重视物质生产，而忽略服务业。在体制方面，传统的指令性计划经济阻碍了服务的商品化，各部门、各企业追求大而全、小而全，力图自己提供所需的各种服务，以致服务难以实现社会化和市场化，服务业的落后是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表现，也成了经济发展的瓶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服务贸易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1982年服务出口仅27亿美元，到1996年达到279亿美元，增长了10倍，在世界服务出口总额中居第22位。不过与“亚洲四小”相比，仍有差距（香港占第10位，新加坡占第12位，韩国占第14位，台湾占第19位）（注：同②，第14页。）。从增长的速度看，可说已赶上了世界服务贸易的趋势，但从服务的出口结构看，与世界的格局和标准存在着巨大的反差。1985～1996年在我国服务出口总额中，旅游一直居于首位，其比重由27.6%升至36.5%，金融所占比重保持未变，前后都在19%左右，运输的比重有所下降，由27.1%降为19%。“其服服务”包括以海外工程承包所带动的劳务输出，所占的比重由25.5%升至32.6%。可见旅游始终是我国服务贸易的主要支柱，在我国对外收支中，每年都能带来盈余，这是由我国拥有十分丰富的旅游资源所决定的，今后还将继续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型服务业却是弱项，以致出口不振，反之，每年还要大量进口，在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其他服务”一项包括了信息密集的新型服务，它在服务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1985年仅为22.9%，1996年剧增为52.4%，翻了一番以上，使得我国整个服务贸易逆差近年来日益增大，严重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以1998年为例，旅游业有顺差34亿美元，但“其他服务”等项目大多有赤字，从而整个服务贸易发生49.2亿美元的逆差。（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年鉴1999》，第57页。）因此，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纲要》提出，要“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要“积极发展旅游、信息、咨询、技术、法律和会计服务等新兴产业”，“规范和发展金融、保险业”，“健全资产评估、业务代理、行业协调等中介服务”。必须强调其关键是抓好信息产业，因为这是新型服务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是从根本上改造我国传统服务业的物质技术基础，而服务业在21世纪将成为我国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它的振兴将大大改善我国经济的整体素质，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同时也将有效地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和巩固我国在世界服务市场上的阵地。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电信、金融等服务市场将进一步对外开放，必须培育竞争力，才能对付外来的冲击，保证我国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在21世纪对经济增长发挥积极的作用。
【 文献号 】1-1486
【原文出处】《国际贸易问题》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11
【原刊页号】20～23
【分 类 号】F52
【分 类 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103
【 标 题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外贸易（二）
【 作 者 】王林生
【作者简介】王林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世贸组织研究中心
【 正 文 】
三
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基础是产业内分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对经济生活国际化作过十分精辟的论述，阐明了这个历史趋势是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发展的。产业革命即第一次科技革命塑造了19世纪的国际分工，即英国作为工业的太阳与广大农业和原料附庸之间的分工，从而就像《共产党宣言》所说，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第二次科技革命又导致了工业国之间的水平型分工。例如，英国的优势在钢铁、造船、采煤等工业，德国则擅长电气、化学等工业。二次战后，除了上述的垂直型和水平型分工，第三次科技革命又使国际分工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并占了主导地位，这就是产业内分工。过去的国际分工主要是要素禀赋所制约，现在科技优势足以减轻甚至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以至同一行业内的各个部门或同一企业内的各个分厂、车间和工艺流程，都可分散到全球部署定位，实现最优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