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二次大战的三个法西斯国家中，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党主要通过暴力对媒体实行法西斯化，而日本，媒体的法西斯化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埋下了种子，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性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日本自7世纪“大化革新”后，确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12-19世纪，日本最高军事长官（征夷大将军）的幕府实际上控制政权达700年。1400年的中央集权（其中又有如此长久的军事中央集权），以及作为意识形态与政治、军事上的中央集权相伴的神道教、中国儒学、佛学的广泛传播等，巩固了日本历史上逐渐世袭化了的社会等级制度（士、农、工、商）和忠于主君的意识，这对日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形成，影响是巨大的。日本传统的国家主义、集团主义，在单一民族和单一语言的有力传播条件下，很容易贯穿到现代新闻传播中。
一、19世纪末日本媒体主动、积极地鼓动侵略战争
1867-1868年明治维新运动中，官方提出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三大政策。在热闹的政治争论、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国民整体处于兴奋状态，新闻业在这种大环境的刺激下，发展极为迅猛。但是，这一发展过程始终处于官方的有效控制之下。
在政治改革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央集权制的明治政府，通过学习西方，对报纸的作用有了新认识。1871发给报纸发行人的文件中有这样的话：“新闻纸应以开启人们的知识为目的。而开启人们的知识，就是要打破顽固狭隘的思想，担任文明开化的先导。”[1] 因此，这时的主要报纸都有官方支持的背景。一旦报刊，特别是政论性报刊开始批评政府，实行下情上达，政府对报刊的态度立即转变。每次修订报纸条例，都在控制力度方面有所强化和完善。1875年7月，《东京曙新闻》的末广重恭因上书反映对条例的意见和在社论中引证了其上书的内容，被判监禁2个月和罚款。不过，这属于媒介或记者“忠”得不够而出现的“违法”事件，很少有触动官方新闻政策的争取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抗争事件。
在经历了较多的因涉及政治而受到查处的事件之后，一种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闻职业意识开始形成，日本的政论报刊衰落，报刊的商业化发展成为一种趋势。明治政府“殖产兴业”的政策造就了工商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商业报刊也迅速发展了起来。
这种情形下的日本报业的产业化，是一种畸形发展。作为产业，报刊要生存就必须找到读者感兴趣的话题和进行适当的炒作，以争取更多的读者。而要炒作硬新闻，就只能顺着当权者提倡、允许的方向，显然，就国内政治问题提出反面议论是危险的，而炒作对外战争则会引起官方和民众举国一致的关注，带来利润。于是，借助日本武士征战的传统和民族“耻感文化”的心理特征，以及明治维新以来不断增强的对天皇“忠”（传统的对各自主君的忠诚，是日本千年社会结构的思想基础，将对各自主君的忠诚，转移到最高而唯一的人神天皇身上是较为容易的，并且做到了）的观念，日本报刊和通讯社从19世纪下半叶对日本侵略朝鲜、侵略中国的战争，到20世纪初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各报均主动、积极地鼓动战争。通过组织大规模的战争报道，强化记者新闻业务的训练。主战的观念，甚至超越了当权政府把握的分寸，例如1905年反对日俄媾和，《朝日》社长村山龙平说：“只要坚持主张，即使报社垮了也在所不惜。”[2] 。反战的媒介或反战的言论很少见，即使偶然出现，立即会遭到右翼势力的暴力袭击，同时也受到绝大多数同行的谴责和蔑视。日本新闻媒体营造的这种舆论环境，大大推动了日本对其他民族的战争，同时也为媒体自身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物质上的商业利益＋精神上的国家主义，这是驱动日本媒介从明治到大正时代产业化的两个轮子。
二、明治－大正时期的新闻政策为媒体法西斯化提供了法制条件
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一般被视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这是在“王政复古”的名义下进行的，建立的只是具有开明色彩的新型专制政体，并未建立起新的文化价值体系，而是将神道国教化，武士道被泛化全民的道德行为准则。官方某一派掀起“欧化风潮”之后，便有一次官方另一派发动的保存国粹运动，各种媒介既为欧化制造了舆论，更为张扬国权论叫嚣尘上。基于日本长期中央集权、军事化统制的传统，保存国粹、弘扬国威的国家主义渐占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