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一位学者的学术思想。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学者本人做出历史的和公正的评价，更重要的是探明他为本学科付出了哪些创造性的劳动，在哪些方面有了新的突破，社会实践的检验又证明了他的哪些观点是规律性的、有用的东西，而另一些观点是错误的假定，必须予以扬弃。从而把科学研究的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道理很简单，人不能老念“三字经”，科学研究也不能老从“0”开始。马克思的哲学如果不突破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框框，那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
杜定友先生从二十年代开始，作为我国新图书馆运动倡导人之一，其在图书馆学上的成就是众所公认的。他对于图书馆学的阐述几乎涉及到所有各个方面，而以图书分类、编目和文献学的研究为最精、专。他的图书馆事业实践经验也是最丰富的。 杜先生的治学态度是实事求是的，他敢于标新立异，也敢于修正错误。时代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偏见，注定了解放前他的学术思想必然是属于资产阶级体系的，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找出一些“民主主义”的东西；解放后，杜先生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做学问的路子走错了，甚至走反了，于是自觉地、毫不含糊地、公开地作了自我批评，随即开始用马列主义的哲学思想来指导图书馆学的研究工作，并大胆地着手探索未来的图书分类法的构想。 如果有兴趣的话、翻翻杜先生当年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近几年来，我国图书馆界争论得比较热烈的一些问题，在杜著中也能够找到精辟的论点。这些论点，有的到现在还是一颗闪光的明珠，有的可以作为我们工作的佐证，有的则需要我们去发展、完善。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反复吧！
不过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更高水平上的反复就是了。
例如图书馆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就是这些论点之一。
图书馆是不是学术性的社会服务事业单位呢？过去和现在都有过争论。过去有人认为图书馆业务只是一种技术，谈不上学术。现在也还有人认为图书馆借书还书，认得书码就行了，用不上大学问。问题不在于拔苗助长地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地位，而在于：我国历代藏书楼主人多属通儒硕,到了信息社会的今天，以传递信息为职能的图书情报人员，反而毋须进入学术之林，胸无点墨，又如何克尽其为四化服务的职责呢？
三十七年前，杜先生在《广东文化中心之今昔》一文中，就认为广东省立图书馆应“集中全省学术团体，与图书配合，成立各种研究室，蔚为学术研究中心。”他并明确提出“图书馆为高级文化学术机关，地方史料之总汇”。一年后，他在《广东图书教育事业的展望》一文中，批判了以图书馆为普通阅书报室、学者的象牙之塔和机关衙门的点缀品，人有我有这三种错误思想之后，再一次肯定“图书馆是文化学术机关之一”“杜先生与旧社会的上层人士虽有过从，但他对于官僚军阀之摧残图书馆是深恶痛绝的。他一再谴责官老爷们“囱欲节省每月千余元之经费，竟将该馆停办……当局措置之荒谬，莫此为甚”。 “可是图书馆、博物馆既被踢在一旁、呻吟于极度贫乏病之下……”。抗战之后他对于那些此“劫收大员”们发接收财，甚至吞没善本、文物；而市场上又满街图书，以斤论价，更是十分痛心疾首的。
杜先生不但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他在抗战前夕，临危受命，领导中山大学图书馆一再搬迁，抗战中又兼长省图书馆，致力于地方文献和藏书的建设，解放战争方炽，当事者离职去港；先生又兼长广州市馆，保存了祖国学术、文化遗产。 关于各类各级图书馆的专业分工和书刊采选重点，杜先生是这样说的：省立图书馆应着重本省文献，及省政参考资料，以实务研究为对象，以辅导各县市图书馆为主要任务；而县市图书馆，则以供应当地民众之参考阅览为主要任务。……至若各校图书馆，则以适应教学上之需要，及高深学术研究之参考为原则。（《广东图书教育事业的展望》）这与我国的现行体制，似尚吻合。
关于书刊采选原则，除上段所述外，杜先生在同文中还说了这么一段话：“关于藏书问题，各图书馆应注意内容类别，贵精不贵多、贵用不贵藏、在甲馆不甚适用，而为乙馆亟需的尤应互相交换，以尽其用：”可以说，这段话是切中目前我国图书馆藏书建设中的时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