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表明，政府规模有一个适当的度，过大、过小都是不经济的。关键在于计算政府规模的边际收益是否与其边际成本等价。而这时，政府的能力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政府的规模与政府的能力呈正相关关系。政府的能力越大，其边际成本就较低，而边际收益就越大，其均衡点就比较高，这时政府的规模也就可以相应地较大。政府的能力越小，其边际成本就较高，边际收益也就越小，其均衡点就比较低，因此政府的规模也就相应地较小。因此，政府规模首先取决于政府能力约束条件下的均衡。
二是政府的规模与市场的能力呈负相关关系。一个国家市场能力越大，政府的作为就越小，而一个国家市场能力越小，则政府的相对能力就较大。因此，政府的规模还取决于一个国家市场能力的大小。市场能力越大，政府的规模越小，而市场能力越小，则一个国家政府的规模也就相应地比较大。因此，政府规模还取决于市场能力约束条件下的均衡。
三是政府规模是有限的，但有限的标准应该是比较灵活的，各国应该根据政府的能力，如取得更大收益或者节约更多的支出的能力，来调节政府的规模；同时也应该考虑市场能力的大小。政府规模在经济上没有绝对的度，只有相对于政府能力和市场能力的度。政府规模归根到底取决于政府与市场的总体均衡。
四是政府规模要有一个动态的视角，我们需要利用政府来加强市场的力量，如为市场提供有效的产权条件，提供宏观稳定条件，法律条件等，同时也需要加强政府本身的力量，如加强政府的组织建设，强化公务员的竞争性等来强化政府本身的活力，最后还需要利用市场来强化政府的能力，如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把市场的范围扩展到公共领域等。政府与市场互强，在这一进程中政府规模不断地处于动态调整的进程中，不断地趋向动态的均衡，就是确立适当政府规模的动态之路。
当然，经济分析只是给政府的规模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思考的思路，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而且循着这一思路去思考，还需要做很多技术性的工作。此外，政府规模的确定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学术分析的领域，而是一个公共选择的领域，它本身就是由政治力量博弈决定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是没有用的。人毕竟是理性的动物，一旦人们对于某一问题有了更多的理解之后，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受思想的影响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学者的思考可能未必马上起作用，但一定能够影响事物的进程。经济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政治选择的进程。
在有关政府规模问题上，世界银行的报告可能是对的，它说：“各类国家政府的规模直接取决于为政府规定的作用和功能的大小，这归根到底依然是一个社会选择的问题。有关政府开支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般性实证研究未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但在转轨国家中，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大政府无益于经济业绩：尤其是高水平的政府开支，效率总是相当低的，因此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对增长的贡献也就较小；此外，为政府支出提供资金的成本更大，诱发通货膨胀的危险性也更大。”
对于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尤其是对正在建设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政府的规范规模最终取决于三个方面的标准：一是市场经济的能力，二是市场经济的需求，三是政府本身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先要确定市场能够干什么，市场需要政府干什么，然后确定政府该干什么，确定政府规模的语法结构，然后才能确立政府的规模。而对于作为转轨国家的中国来说，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建设市场的需求很大，而政府本身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却很小。前者决定政府规模较大，但后者又需要政府缩小自身的规模。就如前面所分析的，政府规模毕竟取决于政府与市场的均衡。
第三节 市场经济的结构与功能
市场制度的能力在于，它既不依靠人的善心，也不必依靠恶欲，而依靠每一个人的自我关怀之心和对他人的同情心，依靠每一个人的互利行为，依靠每一个人的创造力，来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优配置。它游刃于善恶之间，以特有的机制化私为公，通过每一个人的自我关怀来实现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