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国传统社会采取以伦理为核心的统治方式，从不依靠法律进行统治。当然，这种方式也形成了一套秩序，起着约束人的行为与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费孝通先生将其称为“礼治秩序”，以别于现代社会的“法治秩序”。无论从理论意义还是实践意义上看，法律制度总是在正式制度中处于主导与核心的地位，其突出特点是拥有规范化、理性化的制度结构，在原则性与实用性的抉择之间，更倾向于坚持原则性，甚至于走向生硬与刻板，这正是西方法治特点。而中国传统的“礼治秩序”，则忽视与具体情况无关的一般性的正式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以非正式行为规范与具体情况下的随机的行为控制居于支配地位，[3]（163）使人们不习惯于依法行事，却热衷于灵活变通。因而，对一切正式的法律规章制度等等都可以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地加以打破和改变。这种传统虽形成于过去，却仍存在于今天。如果不能从思想上加以深刻认识，从实践上加紧变革，以适应社会转型对包括法律文化在内的文化整合的需要，势必严重阻碍以法律制度为主导的正式制度建立与完善的步伐和进程，也无法使新闻传播失范行为得到根治，而新闻传播行为失范的泛滥，必将因新闻传播的社会地位与作用的特殊性，而造成更广泛更严重的社会规范的模糊或丧失。
其次，中国传统的正式制度（并不是严格意义或现代意义上的正式制度）并非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础之上，它并不以保护个人权利为基本原则。中国古代法以刑为本，其作用在于使人们履行其义务。它本身不是权利的基础或者来源，而是帝王专制权力的延伸。这种观念延续至今，藏于观念，融入生活，甚至见之于法律。而且，这种义务本位的基本导向与法理和逻辑是相悖的。法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是以规定人们的权利与义务为主要内容的，在逻辑上权利与义务相互呼应，是对等的。如果人们不享受权利，又何来义务。其结果是“中国固然制订了不少法律，但人们实际上的价值观念与现行法律是有差距的，而且情况往往是，制度是现代化的或近于现代化的，意识则是传统的或更近于传统的”[4]（86）。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使人们难以对正式制度产生内在需要；正式制度不能获得人们的公认理解，即正式制度不是建立在社会成员共同接受或承认的合乎情理和期待的判断标准之上，也就谈不上社会成员的自觉遵守。人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经不断的熏染与“磨练”积淀为无视制度甚至蔑视制度的社会心理定势。
附图
由此看来，我国目前新闻传播存在的正式制度缺失和监管盲区的普遍以及新闻传播正式制度建设的速度缓慢等问题，的确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心理根源。传统社会很少能提供与现代新闻传播相适应的有关正式制度方面的文化资源，也无力培育出社会及个体对“法治秩序”的需求。我们还没能彻底摆脱传统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传统社会心理定势更难以使社会成员形成对正式制度的科学理性的把握，因而不能使之内化为社会成员的内在需求和价值观念。社会学家墨顿指出，失范的根源就是文化目标与制度手段之间的张力结构。“异常行为可以被看成是由文化确定的意愿与由这种社会结构提供的实现这种意愿的途径之间所存在的分离状态”。[5]（357）新闻传播失范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的新闻传播制度先天不足且发育不良，它不能依社会对新闻传播的期待而提供行之有效的、规范的手段和途径。这就迫切要求我们清醒地面对以深化改革为主导的社会转型的现实，在认真反思过去、正视现在和面向未来的基础上，紧紧抓住建设与完善新闻传播正式制度的关键——寻找与转型时期文化目标相适宜的手段途径，在这二者之间建立适当的张力结构，为新闻传播规范化提供科学理性的正式制度，确保新闻传播的有序性与有效性。
二、新闻传播的非正式制度逐渐消解
非正式制度，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在其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形成的、不依赖于人们主观意志的文化传统和行为习惯，如社会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它不具备来自国家权力的强制力，而主要依靠社会舆论、道德约束、良心谴责等来实现其规范功能。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在本质上是伦理型文化，以孔孟为代表的伦理学说基本设定了中国人的道德价值与关系、人伦秩序和行为规范，并通过制度的与非制度的多种形式，向全社会渗透，形成了所谓的泛道德主义，也就是说，中国的非正式制度是以道德规范为核心的。“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一直保持它的高度稳定性，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信念一直给中国人提供稳定的价值资源和文化认同，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呈现高度的同质性和一致性。其中，传统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6]（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