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桃花源里的这个政府的建立，是桃花源居民的社会博弈状态及其相互关系进化到第三阶段时，再向前进化一步的产物。
假设有两个地区，一个是桃花源，另一个是菊花源，它俩都到了第三阶段；但这不意味着两者会同时建立维护互利性社会的政府。十七世纪的英法两国可以说都在某种意义上处于第三阶段，但两者建立民主政府的进程却各不相同；同样，20世纪的巴西和阿根廷也是不同的。一系列的因素造成了这种不同。但我们大致可以说：这时，哪一国早点建立起维护互利性社会的民主政府，哪一国很可能会更多受益。
另一方面，如果桃花源还处在第二阶段，或者刚刚进入第三阶段，那么也不太可能建立这样的政府；即使建立了，也不太会发挥作用。曹锦清先生在《黄河边的中国》中对河南的乡、县政府进行深入调研，发现在这一层面实行民主制，不一定现实、也不一定明智。印度在独立后，全社会还处于第二阶段，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十分激烈，虽然建立了民主政体，但并不能发挥多少社会功能。因此，只有在这个社会体的成员们已经在互利性社会生活中，意识到了各自相互间的道德收益，成员们可以预期周围绝大多数同袍都能按照这种规范处事待人，都能基本遵守这些互利性道德责任，上述互利性政治体才能建立（Sartorius,1975）。
回到我们的桃花源。政府是在桃花源全体人民的推举下成立的，所以对全体人民负责，对普遍性的规则负责。在我们的“牵脚比赛”中，政府就是大家专门推举出来喊口令的人，专门出来监督纠正那些不按照口令跑步的人，当然，官员自己也要按照口令做。如果政府在某时某地偏袒某个局部的社会成员，或者不对普遍性规则负责，社会成员们对它的信任就会下降；就好比那个专职扫雪队只扫某些路段的雪，对其他路段则马马虎虎、敷衍了事，那自然会激起大家不满；这种不满既指向政府，也指向那些特权路段。大家一定会要求政府纠正这样的行为。
桃花源里的政府显然是人民自我管理的机构。可是每个人都是有劣根性的，当人民有了管理权，他们很可能会偏心于自己及自己的亲朋好友；在自己受某人损害时，会过分地报复；当政府的某项决定不符合自己意愿时，会反对这项决定。这时，主持公道的似乎是政府，但因为政府只不过是人民意志的表达者和行使者，所以当某些人作出偏心之举、违规之事时，其他人必须要表达出对政府的支持、对这些举动的反对。由第一阶段进化到第三阶段是不容易的，是大家经过反反复复的既相互支持又相互监督的博弈，才达成了对一些规则的共识；从长期看和整体看，这些共识对每个成员都是有利的。如果有人出于一时的糊涂、或者出于侥幸的心理，想偏离乃至违反这些规则，将会遭到其他人的普遍反对，这种普遍反对通过政府来表达和行使。因此，这样的政治体制，因为没有一个外在的强力权威，所以是人民的自我管理；但这种自我管理一定是通过人民的相互监督和自我约束进行的；没有相互监督和自我约束，互利性规则就难以实行，这个桃花源的社会状况就会倒退，退回到第二阶段乃至第一阶段，那将使每个人利益受损。
所以洛克在《政府论•第二篇》中说：人性的善只有在相互监督中才能被培养出来（LOCKE,1960）。如果我们把“善”定义为：自觉服从互利性规则，自觉为他人多做贡献；那么，在一个互利性的、同时又是相互监督的社会中，一个人越善，他的马斯洛意义上的五个需求就越能得到满足；一个人越恶，他的五个需求就越不能得到满足。这时，他就很可能变善，除非他是个傻瓜。相反，如果很多善良的人都希望别人也变善，但又不去监督别人，那只能说明这些善良的人全是傻瓜。
二、百姓之间先签契约，然后去和政府签契约。人有契约能力
从洛克、卢梭以来，不少思想家都对政府的性质持一种社会契约论的观点，这到了罗尔斯那里又有了新的发扬。张三和李四为什么要签订契约合伙开一家餐馆呢？因为开了这家餐馆，双方的生活都有了提高。桃花源的人民为什么要共同形成一系列规则，并自觉放弃一定的自由和利益以服从这些规则呢？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比以前有了提高。M•沃尔茨在《成员性与社会体》中说（M.WALZER,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