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这种“超越人格”，我们不难发现：“心”与“性”是这种“超越人格”（即佛性）的最主要表征。五祖弘忍对六祖慧能宣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悟彻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之旨。遂启弘忍：“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木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弘忍知慧能已悟本性，遂谓之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即名丈夫、天人师、佛。” 由此看来，“大悟者，觉破了无始以来的迷妄，开显了真实的知见，身心廓然，没有一丝尘垢习染，孤炯炯地，光皎皎地，活泼泼地，洞然同于太虚，不曾生，不曾灭，所以不生不灭。”⑦这正是超越人格的最完美的表现。
这样一来，我们就对儒家、道家、禅宗的三种人格及其各自理论中所体现出来的对《周易》中“‘道’之‘时’‘位’观”这一范式的回应。所形成的君子人格、圣人人格及超越人格构成了中华人格文化的最主要的成分。
四、中华人格的形成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民族，悠久的文化孕育了独一无二的中华人格。儒、道、禅三家的思想对这一人格的形成起着不同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儒家与道家学说都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一以贯之，成为中华文化的根基。而禅宗在唐代初、中期才在中国形成，此时，儒家已形成“道统”，道家也全面发展，单从作用时间上看，禅宗的影响远远不及儒、道两家。
从思想的实质来看，儒、道、禅三家的思想可以说都是以“道”作为自身人格观念的出发点，以人在面对自身或外在世界时能处在一种自由境界作为各自人格精神的归宿。从这一点上看，三者殊途而同归。但是，因为对“道”的理解不同，三者最后所要达到的“自由境界”也有所不同。儒家所要达到的“自由”就是“游于艺”，即是对各种社会需要的技艺做到游刃有余，做到无论在什么职位或地位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对社会有所贡献。很象我们今天所提倡的“通才”。这无疑是一种“自由”，但还较少精神上的成分，还只是一种狭义的“自由”。正如我们在儒家那里所感受到的，虽然儒家强调“君子”也要注重内在修养，但他们对人的精神独立性的关怀是比不上对现实世界的关怀的。所以，在处理人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时，儒家的“君子人格”无疑是最好的参考。但从对人的内在精神家园的关照来看，儒家是比不上道家和禅宗的。
道家的“圣人人格”所要达到的自由境界即是《庄子》开篇之语：逍遥游。与孔子所讲的“游”不同的是，道家之游是“无待之游”：既不游于心，也不游于物，而是游于心物之间，再准确一点，是“游”于物我为一之地，也即是主客体的对立消解之境。这样一来，人就摆脱了以心观物或以物制心的“异化”的危险，从而进入到无我之中，成就一种“无为”的心境。此种心境施于自身可保长生久视；施于自然社会，则可治万世而无忧。这也正是道家思想较儒家深刻之处之所在。
禅宗则比前两者单纯的多，它只注重个人的心性修养。外在世界对于禅宗来说只是“无”，唯有内在的佛性才是“有”。可以说，它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照是最直接的。正是因为如此，禅宗所提倡的“超越人格”所要追求的就是“灵台处的一点清明”，达到佛性即是他们所希冀的最高自由。但禅宗与佛教其他宗派还有区别：在禅宗那里，得到佛性之后的人不是不食人间香火的神仙怪物，而是“同凡人无二异”。这就使得禅宗的“超越人格”并没有成为到达彼岸世界的桥梁，而还是在此岸世界耕耘着我们的精神家园。
正是由于儒、道、释思想这种本质上的差异性，三家思想在发展中得到现实社会的重视程度也不同。儒家思想一直是作为治世经典的面目出现，历代统治者用它来维护社会安定，以期达到长治久安，万民咸附。尽管在封建统治者那里，儒家思想的某些成分异化成为奴役思想的工具，但不可否认，它仍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因此，儒家那种强调“刚健、中正、自强不息”的“君子人格”也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首要追求的理想，历代士人所耿耿于怀的“出仕”思想即是最好的反映。但同时，正因为是理想状态，所以往往有得不到实现的时候。从历史上讲，中国古代有许多知识分子都是很不得志的。这种时候，他们总是以道家思想作为解脱，放形于山水间，提高修为，以待时机。此时，道家的那种“抱一为天下式”、“无为而无不为”的圣人人格就凸显出其价值了。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正是在儒、道两家人格思想的共同作用下独立于世，成就愿望的。